“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学风建设、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等表述备受关注。青年一代肩负着科技强国的光荣使命，惟有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拿出“坐得住冷板凳”的决心，刻苦钻研、求真务实，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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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住寂寞才有更多“嫦娥”奔月
在哈尔滨度过最后一个冬天，我的博士生涯也即将结束。求职、投简历期间，我发现不少基础科学专业的朋友都选择了“跨界”找工作：化学专业的同学转行进入行业咨询公司;学生物的同学做起了证券咨询;本科学习数学专业的朋友在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后，最终进入了某互联网“大厂”……
一些朋友放弃专业研究，虽然心有不舍，却也是多方面衡量后的选择。基础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又苦又累的“冷板凳”工作，与之相比，不少年轻人都更青睐收入更高、环境更好、更有活力的互联网工作。而且我发现，由于基础学科学生就业面较窄，很多人在选专业时就会避开基础学科，转而选择大数据、计算机等更加热门、前景更好的专业。
同时，基础学科领域的评价体系也有待改善。与应用科学不同，很多基础学科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出成果，有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不断研究和投入。而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对成果的快速产出要求很高，导致目前不少科研成果局限于表层研究，不利于基础学科重大问题的解决。此外，由于基础学科评价体系以SCI论文发表为重点，使得基础学科领域的成果转化率不高，大多数研究都仅仅停留于纸面，难以解决工程实践中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成为年轻人坚守基础研究的障碍。
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和创造，均离不开在相应领域的深厚基础研究。从蒸汽机的使用，到交流电的大规模应用，离不开物理学家在动力学以及电磁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化学、材料学以及物理学的结合，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化生产开辟了道路;现代生活中，作为清洁能源的核能的大规模应用也离不开科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的深厚研究。可以说，没有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嫦娥”奔向月球，到“蛟龙”潜入深海，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工程实力日新月异地发展和进步。在日常生活中，高铁出行、一键约车、网上点外卖等新兴模式，也让我们不断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便捷。但需要认识到，这些创新大多集中在科技应用层面。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需要追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其实，在基础科研领域，年轻科研工作者更容易做出革命性和开创性的成果。纵观近现代历史，不少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在年轻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开创性及革命性的成果。比如，爱因斯坦在26岁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海森堡在24岁建立起了矩阵力学，并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及矩阵理论。这与青年时代思维更加活跃，较少被保守思想桎梏，更容易突破旧思想的束缚密切相关。基础研究，更需要开创性的思维和丰富的创造力。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
对此，防止基础领域的人才流失，鼓励更多年轻人去做基础科学研究，应成为重点。一方面，需要改变现有评价体系，建立起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双向评价机制，改变单一的“唯论文论”评价方式，加大对基础科研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中科院研究员袁亚湘就曾指出，除了论文，应更加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和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年轻基础学科科研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加强生活保障，为他们提供稳定、舒适的研究环境。基础科学研究离不开浓厚的兴趣，坚持不懈的耐心与好奇，如果年轻科研者们总是为了做项目、拿经费、出成果而忙碌，甚至因为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焦虑，便无法塌下心来深入做研究。
从“短平快”的角度来看，基础科学显得有些“无用”。可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所言：基础科学在当下并没有即时的应用，但在未来会解决很重要的问题。对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而言，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坐“冷板凳”，使他们能够安心做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李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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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基底
前两年有韩春雨现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数学系超越北大数学系的笑话。
单单就规则而言，这所学校并未直接进行作假，也并非贿赂排名机构，而是很多数学系老师对规则的娴熟掌握与利用。USNEWS排名规则中对高引用率权重较高，人为制造高引用率，让该校一举超过北大雄踞数学第一。
如果说追究该校的责任，大约只有一条，对高引用率的奖赏。但全国很多高校不也是这么做吗?区别无非是程度与规则严密与否的问题。引用率本来是科研领域评价学术价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们把这个尺子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就彻底被异化了。当下，有个别大学与科研机构甚至直接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引用同一个学校或者单位同事的论文，以提高学校或某科研机构整体的学术声誉，则是对规则的功利化利用。
评职称看论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师制造出一堆没有价值的论文，甚至是雇佣第三方不顾廉耻地定制论文。专利一度作为科研效果与成绩的一部分，于是专利就井喷了，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专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们评价尺子出了问题，过于重视一些数字评价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问题，但我想更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用数字评价?难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为诚信。诚信文化的缺失，导致我们不相信定性评价，更喜欢用定量评——数字来衡量，认为数字评价一定能够实现公平。
然而，只采纳数字评价，功利文化就开始上阵了。极端功利化的应对，不断扭曲各种指标，玩坏各种规则。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学术诚信不是独立的，是整个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学术诚信的建设，需要从每一个人的诚信上下手。
诚信文化难道是人性的优势?不是，是严惩重罚出来的。撒谎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无法承受，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义，是靠威慑实现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学家笹井芳树(Yoshiki Sasai)在研究所附近悬梁自尽，时年52岁。原因是其牵扯到一起学术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案。羞愧难当。而曾经声名显赫的小保方晴子则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研究领域，被“社会性死亡”。
去年，美国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闻。一些有钱人通过贿赂体育教练，通过招生的旁门进了名校。被揭露后，不仅学生被退学，相关教练被罚重金、被判入狱，行贿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罚重金，被判刑入狱。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驾入刑。酒驾屡禁不止，相关部门最后拿出杀手锏，酒驾入刑，这一恶劣风气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驾这一新兴职业。
如果我们一些教授、科研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或学术舞弊，不仅是开除、停职，而且一辈子不得从事教师与科研工作，丢了饭碗，他还敢吗?
近年来，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学风建设。例如，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响亮地提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及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
我认为，只有从底层解决诚信的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学术诚信的风气;只有以最严格的措施惩戒学术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实捍卫科研诚信的生命线。(陈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