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总有一些日子是难以忘记的。10月4日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日子。2020年10月4日，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翟泰丰先生因病逝世，由于疫情，消息没有公开，当我事后得知，悲从中来。与他老人家认识将近二十年，我深感他对工作勤勤恳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落实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为国家文化建设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因为他老人家的逝世，文艺界失去了一位勤奋的创作者，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引路人，宣传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好领导。
我作为晚辈，跟翟泰丰部长相识比较偶然，那是2002年我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始实行双向选择，我拿着研究生院盖章的《就业推荐表》，溜达到离北大不太远的惠新东桥，投递给北京联合大学一份简历。适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刚刚从综合版中独立出来，需要招聘一名副主编兼社科编辑室主任，我在当时对学报工作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面对30多位评委，结合自己从本科期间跟着老师学习文艺评论并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体会，及阅读翟泰丰部长为我的导师董学文先生著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所写书评的收获，侃侃而谈，轻松完成了面试，不久就收到了人事处刘老师发的录用通知，及组织部周部长发的函调信息，尚未走出北大的校门，就拥有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岗位和职务，随之而来的是房子、家属的工作、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等，感谢北京联合大学重用人才的同时，并不太清楚冥冥之中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替我安排这一切。
后来因为学报编辑部的工作，我才有机会与翟泰丰部长见面，结识了一位亲切的长者，开启了一段边学习边实践、为国家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的道路。
我参与的第一个国家级课题是翟部长担任主持人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1世纪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成员由翟部长亲自选定，比起当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炯先生、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王能宪先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艾斐先生及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康式昭先生等，我是最年轻的，被翟部长任命为课题组秘书长，与侯燕伦秘书分工，负责调研提纲、对内联络、调研报告初稿写作等工作。经过前期多次商谈，调研地点确定为六省一市，调研重点各不相同，但博物馆、文化馆、宣传部门、广电部门是必到之地。走访，往往走到年轻人已经累了，翟部长还在兴致勃勃地走着;座谈，往往谈到服务员催开饭时还没谈完;参观，往往是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图一：课题组到江苏江阴华西村调研时翟部长(左二)与吴仁宝(左四)及本文作者(左五)等合影
在当时“文化创意产业”准备替代“文化产业”一词，人们对文化的“二分法”尚未得到一致意见时，翟部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导向，除了参观和座谈，他还带课题组一行在不同省份观看了不同的实景演出，云南省的《云南映象》以柔美著称，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浙江省的《宋城千古情》将杂技、武术等融入舞台艺术中，令人耳目一新;陕西省的《仿唐乐舞》则古色古香，令人流连忘返……翟部长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每当他发现问题也从来都不吝惜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针对不同省市的具体情况，他有时候循循善诱，令人如沐春风;有时候一语中的，令人茅塞顿开。每个城市调研结束之后，课题组都要讨论，意见不一致时互不相让，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一定要谈到求同存异，才能形成调研报告初稿，经翟部长和张炯先生审阅后上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按照翟部长的提议，我们的调研成果有主有次，上报了两篇，其中一篇《我国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思考》被《成果要报》2007年10月22日第43期采纳，另一篇《云南文化发展的战略和我们的建议》经李长春同志和刘云山同志圈阅批示，将云南省文化发展的经验在国内一些省市进行了推广，并在当时的国家文化规划编制工作中也得到了体现。
(图二：课题组成果被《成果要报》刊载并受到领导批示)
我从事学报编辑工作后编发的第一篇稿子，是翟部长撰写的《观念与物质———评董学文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翟部长在文中提出，“文艺学属于观念形态，不能脱离物质性的东西对观念性的东西进行解释，同样地，不能孤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研究文艺学，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董学文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紧紧抓住‘观念的物质性’这一核心问题，以科学、严谨、发展的观点，大胆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今遇到的严峻挑战，并从中国的文艺学发展现状出发，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思潮和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梳理和辨析，因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进行‘综合创新’，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该文立足当时的文艺理论实际情况，针对性强，思维严谨，逻辑缜密，在我初读稿件时就受益匪浅。因为稿件是翟部长手写的，我在录入电脑过程中需要对有些字词进行辩认，更是加深了印象，经过编辑、校对、初审、终审，此文发表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一期。后来，翟部长又为我们贡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开创文学审美的新时代——谈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的艺术特色》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2004年第四期和2006年第一期。尽管时间有限，位高权重，但翟部长在担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顾问期间不仅写文章支持我们的工作，而且百忙中尽量抽空参加编辑部组织的顾问座谈会、编委会扩大会等活动，只要有他在，气氛就立即活跃起来，就像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邻家长者，他对谁都极其热情，永远都和颜悦色，在哪都谈笑风生。
图三：发表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的论文《观念与物质》
随着年龄增长，翟部长不再担任学报顾问了，但他老人家对于我的工作还是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当他得知我按照学校学院的要求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以研究文艺思想的文本成功获批的消息，比我还高兴，在电话中鼓励我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答应到我们学校出席项目开题论证会。
图四：会场合影
那是2017年12月12日，北京的天气已经有几分寒凉了，翟部长从车上走下来时却连外套都没穿，看见我去迎接，远远地就敞开双臂，笑容满面。进会议室见到董学文、仲呈祥等先生，逐一上前拥抱。
图五：翟部长(右)与董学文(中)仲呈祥(左)在一起
然后与学校学院领导们热情握手致意，如同故友重逢，谈笑风生，然后马上从秘书手中拿过书包，取出他收藏的报纸，把董学文老师发表的文章念给校领导听……音容笑颜，宛若昨天，即使时光流逝，他老人家对文化建设的那种热情、对文艺发展的那种忠诚，都令后辈难以忘怀。
图六:翟部长(右一)向时任北京联大副书记周志成介绍董学文的文章
会议期间，翟部长妙语连珠，令参会的年轻老师们深为佩服。他给项目定调，指出总体上不能离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治国理念相统一的，必须把项目放到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避免掉到纯学术性的研究里去。他认为，特点就是视野非常宽阔，他是看全世界的，他讲新时代，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开辟了新天地的大观念，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同时还要认识到，文艺思想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的前进发展，文艺思想当然还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还在不断的完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延安培养共产党人的一系列优秀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到了这里又都回来了，这也是在研究时不能忽略的。会议持续时间比预定的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校院领导考虑得够周到了，特意准备了两套午餐方案，他老人家却不要专家费，不去吃桌餐，连盒饭都没尝一口，饿着肚子带两位秘书匆匆离去。
图七:会后合影
这就是翟泰丰部长，工作再忙，只要事情有意义，他就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文艺圈很多人，包括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很多人都知道他当年在任时给予文艺界的关心和支持，为了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们能安心创作与研究，他常常不顾个人得失，力所能及提供各种帮助，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推动文学艺术及国家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文化建设就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大事，而且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翟泰丰部长以一己之力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工作再忙，他都一直坚持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不但出版了书信集、摄影绘画集，还出版了文集诗词卷、散文随笔卷、文学评论卷、文艺理论卷，仅中国知网就收录了他的文章就有157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纸和《红旗文稿》《人民论坛》《诗刊》《红楼梦学刊》等杂志上，从内容说，涉及到文学艺术、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有高屋建瓴的规划，又有细致周到的论述，还有独具特色的创作，套用一副对联，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关切;文事艺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如今，斯人已逝，记忆长存，即使生命已经终止，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观点，都将随着文字与影像而不断流传下去。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送上内心的崇敬，表达真诚的谢意，并积极投身于教学科研和文化建设中，这可能是向先辈致敬、学习的最好方式。翟泰丰先生千古!
(作者王彦霞为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