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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宝库”期待叫好又叫座的剧本

 

  电影已成市民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泉州电影公司参加重点项目推介
  在石狮相关扶持政策的推动下,《百鸟衣》等多部电影摄制组到石狮拍摄。
  泉州电影公司积极举办各类活动,为编剧人才成长创造条件。
    春节期间电影票房再创新高。图为观众正在自助售票机取票等候入场。
  演员和导演在研究剧本
专业影视拍摄基地的建设推动了泉州电影业的发展。图为泉州海丝电影小镇里,游客换装过把“拍摄”瘾。
编剧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图为中心市区一家影院的工作人员古装打扮,营造良好的观影氛围。

核心提示

一个好剧本可以成就一部好电影、一名好导演。因此,泉州电影业要发展,就需要重视编剧的作用。作为有着“多元文化宝库”美誉的泉州,期待诞生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剧本。

□本报记者 曾广太 文/图(署名除外)

探索

现状: 年轻编剧群体自由生长

在泉州,从事剧本创作的编剧,其工作模式大致分成三种:开工作室、签约公司、自己接活。

开工作室的编剧相对比较成熟,像手头上有好多剧本的陈世哲目前正在筹备自己的工作室。现实中常常是老编剧负责牵头,带新人团队作战。

公司的签约编剧情况复杂些。一是入股形式,像年轻编剧温飞龙,就是以入股的形式加盟西窗影视,除了写剧本,有时也带带学徒,日子过得比较自由。二是实打实的工薪阶层,实行坐班制。三是责编制。影视公司倾向于招责编,责编就是主要负责提意见、看稿、审稿,一般不写剧本。

更多编剧属于自由职业,他们有的在体制内工作,写作剧本纯属个人爱好,像泉州七中的老师林彬煌,教书育人之余也进行剧本创作;有的纯属自由职业,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像自由职业者刘建燃,有活就接,没活就做自己的事业。刘建燃说:“很多编剧没单位,不是公司不签他们,是他们拒绝和公司签约。因为签约就意味着坐班,要遵守公司规定。有些人更喜欢自由一些。”

整体上看,泉州从事编剧工作的人才并不多,大多数编剧的创作以市场为导向,所以受到甲方制约比较大。大多数编剧收入并不高,也制约了更多人才涌入这一行业。小型文化公司或IT公司喜欢培养自己的编剧团队,不去外面找名编剧。据温飞龙透露:“这种情况下,月薪一般为5000元—8000元,就是一般的白领收入。”另据了解,除了按月发工资,有时候编剧也按剧本另结稿费。

“目前,泉州编剧创作的多为微电影、企业宣传片、短视频;网络大电影、院线电影比较少。”林彬煌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难以生产出质量高、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作品,竞争力不强。大多数情况下,编剧主要依靠自学摸索成长,不断提升自己文学素养、积累生活感悟,也有人自费跑去北京、上海学习。

政策:重奖鼓励影视剧在本土拍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于2017年3月施行,为电影从业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为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各省市陆续出台一些电影产业扶持政策。

2017年8月份,为对外宣传石狮,提升石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加快石狮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带动石狮旅游和消费市场,石狮出台了《石狮市鼓励支持影视剧组来石狮拍摄扶持措施(试行)》。电影方面,片名中突出“石狮”城市地名的,每部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含有石狮元素、符合相关条件的电影作品在全国知名院线首映的,每部一次性给予60万元奖励;票房达到1亿元以上的,再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在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腾讯、搜狐、芒果TV其中一家或多家知名视频网站首播(未在全国知名院线公映),其浏览量、点击率及口碑较高的,每部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

石狮新政推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资源开始向石狮汇集,盘活了当地的影视资源。厦门影视中心及一些大学开始联合地方企业,在石狮建造影视城。不久的将来,石狮或许将继福州和厦门后成为福建省新崛起的影视文化中心。“一些小成本影片若在此拍摄,可以在未上映前就保证一大部分回款,大大降低了拍摄的风险。”石狮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在这一政策红利的推动下,《靠谱兄弟》《荒村公寓》《百鸟衣》等多部电影摄制组到石狮拍摄,政策扶持效应逐步显现。

该措施同时鼓励编剧深入生活实践,挖掘具有泉州元素的故事。在普通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掘出电影的核心“能源”,在其他人未曾探索过的地方开拓出新奇的故事,这是善于自主创造的优秀编剧的功力。“编剧要具备这样的功力,就得深入生活去实践、挖掘故事,也是需要成本的。”陈世哲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编剧给予深入生活的扶持资金,以期诞生更多好剧本。

市场:尊重编剧激发创作激情

剧本是电影的根。无论是从文学改编还是原创的电影剧本,制作电影者都必须获得文学故事或者剧本版权拥有者的授权许可,才能拍摄电影。由此,编剧是影片制作者的上位权利人。但就目前来看,编剧群体并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之所以出现“剧本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编剧的著作权得不到保障,并且其对作品延伸权利的主张也常常被忽视。这导致一部分青年编剧涌入各个影视公司沦为剧本“枪手”、写手。尽管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却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市场的需求常常凌驾于编剧的艺术直觉之上。

剧本创作是复杂的智力劳动,从故事结构、思想内涵、人物性格到场景细节,每一次剧本创作,都需要在反复的采访与调研中不断打磨。然而,花费数年心血完成的剧本,可能未开拍前就出现了相似度极高的“山寨”作品,也可能开拍以后又被改得面目全非;或者剧本一旦交付给制片商,似乎成了无人保护和监管的孩子,造成踢开原创、乱改剧本、偷换主题的现象,这些对于编剧来说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

“尊重编剧的权益,维护其著作权、作品衍生权等相关权利,就需要把编剧所创造的智慧变成永久的‘实惠’,需要相关立法等手段加以保障,需要市场充分尊重编剧的劳动,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泉州老编剧康天赐表示,尊重编剧就是保护电影版权的命脉,保护原创文学和剧本版权免遭抄袭、剽窃、篡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编剧队伍疲软的问题。

创作:从火热的生活中发现美

像芦苇、邹静之、李樯、严歌苓、林和平、赵冬苓、王丽萍、海岩、彭三源等行业的“中流砥柱”,不断有划时代、直达人心的优秀作品面世。这支专注于编剧艺术的队伍,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创作激情。当然,年轻的编剧队伍也开始崭露头角,获得观众和市场的关注,比如《前任》系列的编剧田雨生,就是一名“80后”的青年,其不断攀升的票房着实证明了“后生可畏”。此外,部分“90后”网络编剧的初出茅庐,也为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编剧人才,保证了剧本的多样化。

作为电影编剧,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从生活里“长出来”,从火热的生活中发现真善美,同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反问和思考。

“编剧最重要的是要有直达人心的崇高感,它代表着坚韧与牺牲,以及崇高的家国情怀。”杨茂盛说,作为一名编剧,应该不断地为自己“充电”,同时要耐得住寂寞,下得去生活,“坐冷板凳,写热文章”。如果不深入生活中去倾听、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作品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灵感永远来源于现实生活。”康天赐表示,编剧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潜心探索对艺术的新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也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电影作品也罢,归根结底还是要扎根生活,扎根现实,扎根人民。

对于泉州的编剧,如果能够发挥本土的题材优势,打造一些比较有本土气息的电影,不仅可以培养出更多好编剧,还能丰富泉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制约

编剧地位 与所起作用不相称

采访中发现,地位尴尬、作品不能自由体现个人意志、编剧的劳动得不到价值认可等,是导致编剧匮乏和流失的主要原因。

地位低 薪酬低

一个好剧本可以成就一名好导演。《武林外传》的编剧宁财神却道出当下的现状:在中国,除非已经混出头的编剧,其他人都是“小媳妇”。导演、制片方、策划,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每个人提的意见你都得改,这样出来的剧本早就已经不是编剧写的了。这种情况与编剧在当前电影体系里地位低有关。许多编剧对自己创作的剧本没有最终发言权,导演、演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理念或是出镜需要随意更改剧本。资历浅的编剧甚至没有署名权,明明是自己写的剧本,制片公司为了卖个好价钱,挂上名编剧的名字,真正的编剧反倒沦为枪手。没有相应的保障,编剧就很难真正投入心血,也就很难诞生好剧本。

大多编剧的酬劳远远不如导演、演员,只占影片投资的一小部分。两相对比,编剧界的现状就是除了雄踞金字塔塔尖的少数著名编剧外,大量编剧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成为金字塔下的散沙。

编剧的地位低,可能与编剧只会纯粹写剧本有关。编剧在吸引投资这方面一直是弱项,而导演在这方面比编剧强,加上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导演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刘建燃说:“编剧长期以来选择了在背后默默奉献,时间久了,编剧的地位变得更加卑微。”

“选择了做编剧,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地位低、收入低,这些因素都会让许多青年编剧望而生畏。”陈世哲坦言。作为青年编剧,温飞龙的说法有些含蓄:“目前幸好没有养家的压力,我会坚持自己的理想。”

门槛高 要求高

一部电影火了,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导演或者演员,好像功劳都是他们的;但是一部电影烂了,人们往往会指责编剧,“剧本太差了”。编剧很难,这也许是许多人不愿从事编剧工作的原因所在。

编剧的入行门槛颇高。一个优秀的专业编剧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化沉淀、深刻的洞察力,还要对整个影视制作流程有所了解。但有的制片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宁愿使用熟练工来炮制剧本,有的甚至找些“价廉物美”的大学生、实习生来充当“枪手”。剧本则成了流水线上的加工品:根据当下热门的题材定下大纲,请一帮人在宾馆里住上十天半个月,从大纲、素材到分场、对话,各自包干,最后汇总,一个新鲜的电视剧剧本就出炉了。这样闭门造车出来的剧本自然难成精品,更谈不上什么深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剧透露,有些影视公司是外行转型过来,分辨不了剧本质量高低,请一个人写,又叫一个人修改,甚至经过了十几个人修改,最后还是不满意,到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也严重打击编剧的信心。

侵权多 维权难

著名编剧海岩曾表示:“目前是一个买方市场,编剧维权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对于海岩这样知名的大编剧,维权的问题尚且复杂,其他刚刚毕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剧所处的境地,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来,从盗版图书泛滥到颇受关注的网络领域的侵权,文学创作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伴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与此相并存的现状是,身为“一剧之本”的创作者编剧同样屡遭侵权,他们甚至连影视作品故事的创作者起码的署名权等都无法保证。

尽管越来越多的编剧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相比,编剧的维权之路走得相当艰难。

刘建燃曾遇到著作权被侵犯的经历,自己写好一个电影剧本,然后交给了制片方,一开始制片方表示出很大的热情,但在实质阶段他们又以各种理由说剧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后来他发现制片方出品的一部电影作品里,有很多台词出自他的剧本,而他又无可奈何。

如何帮助编剧摆脱权益受侵犯的困境,不仅事关这一群体的利益,更关系到电影产业能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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