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被亲生父母踹下车碰瓷 怎么会这么狠心孩子逃跑多次未果
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额上万元。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文丽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己错过了孩子的童年，当她把孩子从老家带到浙江时，看到的是一个成绩倒数、打架斗殴、不服管教的少年。
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来的钱补贴家用，并无不妥。小金说，自己也曾试图说服、挣脱父母，但都失败了。他害怕车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种“恶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闪，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还有两分钟就到了。”那是一种暗示，如果再不行动，父亲的脚、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目的只有一个，摔下去，“碰瓷”。这个14岁的孩子说，到后来，当真正摔下三轮车时，在皮开肉绽的痛感到来之前，他会觉得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终于轻松了”。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这是父母教给他的，“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才能多要钱。”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啊？”‘’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不吭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小金个头1米7，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跄。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没错，你凭什么打我？我读书不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好的，能考前几名。”小金对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哥哥，是真的。”他记得，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几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将，从此常带着一身酒气晚归，有时候赢钱了，家里会有好吃的，父亲也是和颜悦色。如果输钱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他在作文里写着：“家就像个菜市场。”
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卢勇否认自己赌博，说儿子没教育好，没一点儿优点，“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太穷太穷了”。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他盯上了亲生儿子。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
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不过，几个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过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气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渗进工业用油，后来皮肤过敏，变成大大小小发痒的红点，再抠破就成了伤口，“很疼很苦的”。就这样，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们上瘾了。”小金对记者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没人理他。“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小金还记得，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脚掌都没了”。那天赔了钱，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说：“他们好可怜啊。”“假如我们开三轮车，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办？”他很想说服父母停下。他的母亲直摇头，“不骗他们骗哪个？开汽车的吗？我们能敲到竹杠？”文丽随后又劝儿子，“再做几次，等经济宽松一点就不做了。”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亲。经济宽松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父母在地图上画三角形，从他们的暂住地临海县开始，向东南方向的台州、路桥、温岭一带挺进，东北则一路从宁海碰瓷到宁波。因为涉及到长途“碰瓷”，父母会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预告行程”，让他“早做准备”。“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