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研究》
在价值多元化与社会流动性加速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既需要春风化雨的文化浸润,也需要纲举目张的制度支撑。吴增礼教授的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以“负面清单”这一经济治理工具为切入点,实现了从“道德感召”到“制度规训”的范式转向,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新路径。这种转向不仅回应了“制度如何承载价值”的哲学命题,更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层逻辑。
书中提出的“负面清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边界治理术:通过明确价值践行的“行为禁区”,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象的规则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工作“重理念轻操作”的困境,使诸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的价值条目从道德号召转变为可监测、可追责的行为规范。尤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敏锐捕捉到“负面清单”的溢出效应——当社会成员明确知晓“不可为”的边界时,“应为”的价值选择反而获得更清晰的行为坐标系。这种治理智慧的创新不再是权力对个体的全景监控,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主体进行更好地实现自我规约。
该著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概念的创新,更体现在对制度系统的精密建构。一是制度结构的复合性创新。通过“硬法主导与软法辅助”的治理框架,实现了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的辩证统一。书中提出将负面清单融入村规民约、行业准则等软法体系,实质是构建多层级制度生态,如在国家法律层面划定价值红线,在社区规范中细化行为准则,在行业章程内嵌入道德约束。这种设计既避免了“法律万能主义”的制度僵化,又克服了传统道德治理的虚无化倾向。二是动力机制的结构性重塑。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践行过程中“主体失能”的困境,书中创造性提出了“结构性动力—主体性动力”的双轮驱动模型。通过制度压力产生的结构性推力,与价值认同形成的主体性拉力,共同构成价值观践行的动力场域。在这种动力场域中,“主体失能”的被动约束则会转化为 “双轮驱动”的主动实践,进而构建起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系统。三是制度体系的量化构建。书中所预设的负面清单制度即是以清单的形式确定其标准,这意味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定性评判”向“量化管理”的跨越。通过构建包含具体评价指标的制度体系,意识形态建设成效首次获得可测量性。这种数据化治理不仅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精准度,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价值实践的反向纠偏机制——当某个区域的“负面行为指数”持续超标时,制度系统可自动触发专项治理程序,实现从经验决策到循证治理的转型。
更难能可贵地是,该著作在方法论层面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治理工具的兼容性,打破了“意识形态治理必然排斥技术理性”的认知窠臼;同时也在价值论维度开创了“价值制度化”与“制度价值化”的双向互动模式,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范式。总的来说,该著作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制度思维下践行路径的突破与创新,展现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的独特路径,是一部值得深研的学术著作。
(胡鹏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