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奥特莱斯都是中国游客和代购和血拼圣地。
“无论你结没结婚、生育了几个孩子，做代购机会是人人均等的，比起职场女性受到的歧视，可以说相当正能量了。”
梁爽的朋友圈拥有一个代购的标准配置：每日平均更新15条;“亲测有效”式文案中夹杂着大量emoji，配图的主角跨度极大，从颇占空间的小家电到“鸡零狗碎”的牙刷、发绳、安全套，从价值不菲的珠宝手表、名牌鞋包、高端化妆品到10多元一条的润喉糖……已经俨然一座小型百货商场了。“单子统统丢过来吧!只要不是带女优，都想办法满足你们!”在一次奔赴日本前的“召集令”中，面对覆盖吃穿用度各个领域的购买需求时，梁爽这样吼道。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焦虑的妈妈们远赴香港、荷兰、澳大利亚抢购奶粉，代购服务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的80后中产对境外商品的胃口却远不止于此，正如梁爽的朋友圈所展示的，他们秉持的是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优质、有品位、注重细节，价格务求合理，选择必须多元。
“化妆品、护肤品只在原产地买;母亲节期间台湾一年一度的‘大打折’绝不能错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通过一些因为购买频率高而拥有VIP身份的人，才能拿到想要的限量款包包……”生于1982年、坐标“包邮区”二线城市的蒋蔚选择代购的理由，几乎和她的“代购经”一样丰富。
对于被互联网武装起来的80后而言，做出“最优选”的过程轻而易举。因附加了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价格昂贵的进口商品、自己所在城市奢侈品店中有限的款式，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签证与便利的交通，也在降低出境购物的成本——一本护照，一张机票，几只28寸行李箱，便可以换回丰厚的利润。一些廉价航空提供购买行李重量的服务，即使一个女生的行李达到其负重能力极限，也只需多付500元，几乎可以称作“上不封顶”。
代购至此进入了“全民上马”时代，在异国读书或处于毕业与求职“间隔期”的留学生、辞职在家却急需奶粉钱的“新晋妈妈”、远嫁国外而因为种种限制不能就业的全职太太则是代购大军的主力。对他们而言，做代购是作出进一步人生规划前，能够迅速自食其力的上佳选择，梁爽则从中找到更为抽象的意义：平等。
“无论你结没结婚、生育了几个孩子，做代购机会是人人均等的，比起职场女性受到的歧视，可以说相当正能量了。”梁爽说。
代购服务起源自奶粉代购。
然而“躺赚”也并非事实。为了确保第一时间拿到货，许多韩国代购会在免税店晚7点下班之后，带着棉被和小板凳占位等候，乃至后来发展到雇佣留学生代为排队，每次得支付后者1000元上下的酬劳。
对于自称“佛系代购”的菲菲而言，这些在朋友圈里就可看见的疯狂让她觉得“不值得”。即便如此，一趟韩国行潜伏的困难却绝不止于惊心动魄的“通关半小时”：订机票时，除了考虑价格，还得研究代购群内部流传的一张浦东机场海关排班表，以避开因作风严厉而被大家称作“魔头”的几个海关工作人员的当值时间;天不亮就出门，深夜回到旅馆，一天只吃一餐或者干脆不吃，这是采购日的常态，而一次在首尔站的换乘通道遇上行李传送带故障，两只塞得满满当当、怎么拎也纹丝不动的行李箱令她产生“想死的感觉”;归国前提到货后，坐在机场出发大厅里拆封、打包的代购“满地都是”，“稍不注意就会被人偷走东西”……这让菲菲不得不感叹：“太辛苦了，要不是想着完成重体力劳动后吃顿正宗的烤肉犒劳一下自己，真不愿意再来。”
在这种背景下，交易顺利与否往往取决于代购、买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按照菲菲的描述，“比起别家便宜几十块钱的价格优势，买家更认准你这个人的名声”。
作为“资深剁手族”的蒋蔚以“专业、知根知底、随时听候差遣”为准则，筛选向她兜售奢侈品的代购，希望他们“不要像我老公、亲戚和某些闺蜜一样，要么多跑两家就叽叽歪歪，要么彻底买了个错的款式回来，我还得强颜欢笑说谢谢”。
张天舒也在以各种方式筛选能够理解她们劳动价值的买家——“只做200块钱以上的产品，就能自动淘汰掉一批反复无常的低素质买家”“有心询问我们欢迎，杀价太狠恕不伺候”。当然，对于买卖双方而言，代购名声中分量最重的那块“压舱石”，是货真价实。
但在代购们看来，《电商法》中关于“代购必须申请买卖两国执照”的有关规定，却在无形中破坏这种默契。
“这相当于一招封杀了一大批人在海外、切切实实可以接触到正品却没有条件回国办理执照的真代购。从以质量取胜，到‘赢牌照者赢天下’，这还不够ridiculous(荒谬)吗?”张天舒感到颇为不忿。
去日本、韩国“血拼”时，梁爽的微信不时会收到添加好友的请求，都是些拥有当地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商贩，称手头有大量免税店里难以抢到的紧俏货可以出售给她。“光看东西的品相和低到不正常的价格，就知道肯定是假的。”她以前总是一口拒绝，现在却会时不时担忧以后的事情：当像她这样永远亲力亲为的“人肉小代购”因为无法拿到卖方国执照而遭淘汰时，为中国小中产们“带货”的，会不会就是这群人呢?
日本是中国人的代购重镇。图/Hide1228/wiki
“代购只是消费市场的一个补充，不是产业升级的主力，扶持力度和转型前景都不会像预计的那样理想化”
即使《电商法》没有出台，代购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难做，因为跨境电商和海外网站在中国的兴起，分流了代购的客户;而在加强管控的同时，官方也推动了多轮降低日用品关税的工作，在2015年至2017年两年内，覆盖了300种日用消费品……在“蛋糕”逐渐变小的同时，分食“蛋糕”者却在增加。
“美国线在代购圈里业绩一直算好的，但干这行也真是不挑人，吸引了很多没底线、没原则的大妈。她们集体行动，杀价的时候出手特别狠，把整个同行的价格都拉低了。”张天舒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电商法》生效前的最后几个月疯狂“扫奶粉”的正是一群中国大妈，在“联合起来可以决定墨尔本奶粉现货价格”的宣言之下，代购变成了某种垄断和囤积。
而在金莉女儿的印象中，那些靠代购赚外快、过“间隔期”和自己同校的“中国小孩儿”，频繁通过请病假、休学主动制造“间隔期”，为照顾生意赢得时间。“做代购的人越来越多，想保持竞争力也越来越难，必须马不停蹄地跑商场、做直播、回答问题。那些来买东西的都不傻，手里握着好几个代购，提个要求你没及时接话，生意就凉了。”
入行3年以来，菲菲不像朋友圈里的一些同行那样采取激进的扩张路径，即便如此，以往她飞一趟日韩，净赚1万余元的收益还是可以保证的。2017年以后，这笔收益逐渐缩水成“赚个机票钱”，并终将被《电商法》中“两头纳税”的规定抹平。
据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的估算，如果在实施严格规管的情况下补回关税、消费税，并加上上升的物流成本、汇率损失等，代购手头经营的一些高税收商品，如化妆品等，价格上升50%并不夸张。
同违法风险相比，彻底丧失价格优势正是许多个人代购决定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代购毫无疑问是游走在违法边缘的‘灰色职业’。但中产群体的消费需求在增加，优质国产替代品相对缺失，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代购就会有存在的理由。”提及《电商法》，好几位代购都作出了与蒋蔚如出一辙的表态。
海外很多商店都提供快递到中国的服务。图/AFP
董毅智十分赞同这种说法，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走向代购的反面——合法合规。“不妨采取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无论个税改革还是娱乐圈的补税风暴，更加严格地强调合法合规，是可以清晰感知的趋势。”
董毅智预测，在《电商法》的引导与规范下，物流、支付、税制、持牌等目前为公众关心的细则，会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慢慢落实，并同时引发行业阵痛，这都是合法合规的必要成本。只是，当个人代购迎来体量上的萎缩，被董毅智称为“《电商法》受益者”的海淘平台，同样会遭遇大面积淘汰。
“说到底，代购只是消费市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产业升级的主力，无论扶持力度还是转型前景，都不会像预计的那样理想化。”董毅智说。
回国转战快时尚领域之前，唐雅曾在澳大利亚从事过多个欧洲奢侈品牌的销售工作，其中一家法国奢侈品牌以对代购“黑脸”著称，从“价格协调”到欧洲门店内保安的不友善态度，一度在国人中引发热议。但见识过进入闹市区门店“精准提货”，一句交流也欠奉的“土豪”，以及在机场免税店里提起两三条项链，“看也不看便去付款”的旅行团老阿姨后，唐雅觉得中国人与奢侈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有很大改善空间，而代购则是一种不理想的媒介。
“很多中国顾客对欧洲奢侈品牌的印象，通常是被有限的几种爆款包、鞋塑造出来的。代购的职责在于以高效、省力的方式让客户获得这些爆款，无形中也在强化客户们的刻板印象。其实每一个品牌都是一个完整的时尚体系——无论是设计、做工的学问，还是在店铺中参观和被服务的体验。所以，当朋友们拿着在代购那儿买的包让我鉴定真假、判断性价比时，我会感觉我们精心打造的品牌理念被直接忽略了。”唐雅说，比起提升销量，她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在店铺中驻足，并因为对品牌的了解与真心欣赏而成为稳定客户。
很多个人代购已经无暇思索类似的深重命题。对于他们而言，代购只是人生中的过渡区域。从香港到纽约，从留学、就业、结婚、生子到再次走进校园，张天舒过去“转折无数”的五年时光，与她的代购事业相伴相生。“但如果毕业后事业稳定发展，应该也会逐步放弃。”相比之下，尚未想到下一步的梁爽有些迷惘，“那就顺势而为，做好当下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个人代购均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30期，作者/卢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