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来古代中国的统治思想，很多人都会说是儒家思想，其实这个观点早在西汉的时候就被汉宣帝否认了。汉中宗孝宣皇帝和儿子汉元帝对此就曾经有过一番对话。据《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唐太宗谓群臣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宋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则主张“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颇。”以上诸帝所谓“文武之道”、“宽猛得中”、“文武相资”、“宽严相济”，讲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见，“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已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准确地说，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是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并非所谓的儒家思想。
韩非曾提出：“从主之法，顺主之为，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寡闻从令”。著名的“三纲”也是韩非提出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甚至提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主而诛臣，焉有过!”通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虽然“内法”，但也要“外儒”，给一切都披上一层儒家的外衣。可从汉武帝开始，真正的儒家思想就从来没真正实行过，董仲舒提出的儒家也已经变味，不再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了。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乱吾书”的话是没错的。
能体现出统治思想并非纯粹儒家思想的并不只有汉中宗的话，明太祖的一番举动也体现出了这种观点。
儒家主张把臣民当奴才的暴君，必须诛杀。孔子谓之：“汤武革命。”孟子谓之：“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革命一词，最早就是由孔子提出的。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此时，虽然明朝已经建立，但元朝并未灭亡，山东、河北、山西、北京等地仍然在元朝的控制范围内。当年七月，徐达的大军攻克山东，朱元璋闻之大喜，立即给徐达下了一道命令，让徐达亲自去曲阜，诏令孔子第55代孙孔克坚来南京朝见天子。
众所周知，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对古代士大夫来说都是“至圣先师”，到了北宋时期，宋仁宗下旨，封孔子历代嫡子嫡孙为“衍圣公”，世袭罔替，这个惯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学习汉人的制度，封孔子的嫡系子孙为衍圣公，并让他们在元朝任职。朱元璋称帝时，当时的“衍圣公”乃是孔子第55代孙孔克坚，他还有个身份，是元朝国子监祭酒。
徐达
徐达向孔克坚转达了朱元璋的诏令后，孔克坚非常为难。因为朱元璋虽然称帝，但当时元朝并未灭亡，孔克坚身为元朝官员，仍视朱元璋为叛逆。若贸然前去朝见朱元璋，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孔克坚做了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决定，他以“重病缠身”为由，让自己的儿子孔希学代替自己去南京。
朱元璋见孔克坚不亲自来，当时就怒发冲冠，于是，朱元璋下了一道圣旨给孔克坚：“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 不可也。”
孔克坚收到圣旨后，吓了一跳，再加上徐达的大军已经兵临通州，马上就打进元朝大都，元朝大势已去，孔克坚若再不表明立场，恐怕后悔莫及。因此，孔克坚赶忙亲自来到南京向朱元璋赔罪。朱元璋也知道孔克坚身份特殊，不可轻易怠慢，于是继续封他为衍圣公。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令：“孔庙春秋释奠， 止行于曲阜， 天下不必通祀。”此令一出，满朝哗然，自古以来，孔子乃“至圣先师”，不管是帝王还是书生，每年必祭祀孔子。朱元璋把祭祀的范围缩小，分明是不尊重孔子。文臣们都强烈反对，刑部尚书钱唐的反对声最大，钱塘说：“孔子垂教万世， 天下共尊其教， 故天下得通祀孔子， 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
朱元璋
朱元璋虽然不喜欢钱唐这类说辞，但却也无法反驳，于是只得废除了上述诏令，“久之，乃用其言。”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朱元璋饶了孔子，却又和孟子过不去。
宋朝以来，每年春秋祭祀孔庙，其实并不是祭祀孔子一人，许多先贤都享有陪祭资格。例如，孔庙中，孔子居中，右边是颜渊和子思、左边是曾参和孟子，这四人合称“四配”。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取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陪祭资格。这道圣旨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朱元璋在读《孟子》时，对“民贵君轻”的思想十分不认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坐了江山的朱元璋，加上他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要把孟子的牌子撤出文庙了。《明史》云：“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还下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冒死入谏，自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以上是《明史》的记载。民间史志关于此事，留下了更多细节。《三迁志》(约嘉靖年间)里说：朱元璋当日盛怒，“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进谏时，“舆榇自随，袒胸受箭”。
钱唐
“罢配享”是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针对孟子。可能是考虑到王朝初建，不宜过分激烈以失天下人心，在钱唐冒死抗议后，“罢配享”一事不了了之。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命令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经过多次整肃，此时的明朝士林一片沉寂。次年，《孟子节文》删改完成，计划下发给全国所有州县，供学子使用，遂有时任御史的游义生带头站出来反对。
游义生触怒朱元璋，被投入狱中，未经正式判决而死，时年27岁。
孙芝与游义生是同乡兼同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进入太学，恰得见游义生反对删节《孟子》之举。游义生入狱后，孙芝提了饭菜前往击登闻鼓，“愿进一饭尽友谊”，因游在狱中骤死未果。
朱元璋驾崩后，朱棣永乐九年(1411年)，孙芝起复为官，遂上奏请求恢复《孟子》全本，废除阉割版的《孟子节文》。
孙芝此举风险极大，毕竟《孟子节文》是朱元璋钦定的东西(永乐七年(1409年)，尚有徐善述等人因自《孟子节文》中出科举题而被下狱，罪名是“偏题”)。但其奏请，最终得到了朱棣的认可。这与朱棣得位不正、强烈希望通过宣传“仁政”来巩固合法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即位之初，朱棣就在敕谕中说，朱元璋“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但自己不同，“惟欲举贤才、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
至此，在明帝国大小学校使用了17年之久的《孟子节文》，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钱唐、游义生与孙芝的存在，也让万马齐喑的朱元璋时代，多少还留存着些许亮色。
可惜的是，为了掩饰朱元璋的劣迹，朱棣时代重修《明太祖实录》，删除了与《孟子节文》有关的记载;游义生和孙芝的事迹，也长期堙没于所谓的“正史”之中，仅于民间史志中留下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