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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对一些重大涉外经济案件，特别是由于中方责任造成外方受损的涉外经济案件，中方的主要负责人都应出面讲清楚，该道歉的就当面道歉，该认错的就当面认错，该赔偿的就全额赔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评价和信任。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邓小平与日本共同社负责人交谈。后排右为本文作者周斌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周斌，原题：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曾三上三下“名声”不大好，节选
亲自与日本企业谈赔偿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次翻译，是邓小平会见日本经济代表团。
1980年，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下马了一批工程，决定宝钢“一期缓建、二期不谈”。先前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签署的订购部分重要设备的合同，也就不能继续履行了。为此，需要与日方商谈。
会见开始前个把小时，我听在场的外交部、外经贸部、冶金部的好几位负责同志都说，他们曾几次建议，对这种具体商务合同案件，不应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面，而完全可以改由一位级别低一些的同志出面。但建议最终未被小平同志采纳。
小平同志表示，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对一些重大涉外经济案件，特别是由于中方责任造成外方受损的涉外经济案件，中方的主要负责人都应出面讲清楚，该道歉的就当面道歉，该认错的就当面认错，该赔偿的就全额赔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评价和信任。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会见一开始，小平同志就开门见山，坦率表示：与贵方所签的合同不能履行，责任全在中方，中方愿意按国际惯例和合同约定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也按国际惯例和合同规定办理。
不到20分钟，事情就完全敲定下来了。日方可能原来估计，向中方索赔，并达成协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这个具体商务案件怎么会由邓小平亲自出面处理。看到这个结果，日方几个负责人纷纷表示十分满意、非常感谢，并说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中方是一个非常重信义、守合同的合作对象。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放弃赔偿或少要赔偿。会见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约两年后，中央就决定第二期上海宝钢扩建工程上马，而且规模远超原定计划。
为赢得这个巨额合同，日本和西德的企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甚至两国驻京外交机构也都一再出面，从旁协助。下一步究竟与哪一家合作，中方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
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访日时，我担任翻译。三菱集团三巨头(三菱银行、三菱重工、三菱商事的第一把手)共同邀请、盛情款待，并向张诚恳表示，两年前中方支付的那笔赔偿金(我记得是二千多万美元)，一直原封不动地放在银行里，分文未用，实质上他们只是代中方保管了这笔资金。如果中方发话，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连本带息，悉数归还。
尽管如此，当时多数领导人并不看好日本，都认为应该与西德合作。因为，之前一些西德企业一开始就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就此事向小平同志请示时，小平同志说，看起来在与中国合作的问题上，西德企业家比日本企业家眼光远一些，气魄大一点，但日方索赔也是按合同办事，并没有错。今后究竟从哪家进口，与哪家合作，应该主要看性价比，看哪家质量好、价格低、付款条件优惠、售后服务周到，特别要看对技术转让的态度。这几点应该成为我国今后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指导原则。
“我们落后了，但会赶超的”
1978年10月，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日。我也随同前往，负责与媒体的联络和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