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是人类的天性，迁移更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繁衍、逃避天灾人祸的有效途径。长期迁移中，人类如何利用天然的交通工具，进而发明人造交通工具和运输手段?这对当下有哪些重要启发?六卷本《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日前编撰完成，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按传统类书籍方式编排，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和信息邮递网络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利于推动当代学术研究。
《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主编、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介绍，丛书收录1911年前古籍中关于交通路线的途径走向及里程数量、古代驿站铺递的名称、分布及其制度、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船)和设施(主要是桥梁津渡和早期铁路)的史料，将传世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收集、辑录、标点和整理，方便读者学者查阅或提供一些线索，后续还有望开展数字化。全书总计达1200万字，分《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交通工具与设施分典》《驿传制度分典》三个分典，编纂工作主要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承担，历时25年完成。
《中华大典》编委、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近年来交通史这门学科在学界中备受重视，无论是聚焦铁路开通后对于沿线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还是研究轮船往来对航线周边的综合影响，都是围绕交通发展的文明辐射能力做文章。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则从古典文学角度展开分析，他发现，唐代诗歌中经常会写到某个驿站，比如长安和洛阳之间发生的故事，比如李白在长安城郊送别友人，具体的地点有哪些交通设施，碰到什么宦官等大量细节，都可从《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中获得更多信息和启发。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杜牧诗歌“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可以牵出一连串有关古代交通的问题：那时从产荔枝的南国到京都长安到底有多远?快马要跑几天?马累了怎么办?谁在路上等着信使……
古代交通发展图景的背后，与庞大社会体系的稳定运转、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息息相关。比如，春秋时代的先民已经开辟了海上航线，孔子曾表示想“乘桴浮于海”，徐福带领数以千计的少年、农夫、工匠移民海外。西汉时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可驶至南亚的黄支国，唐宋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成为繁荣的外贸港口，郑和的庞大船队更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16世纪以降东南沿海不断有人由海路外迁。
“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既有高山峻岭、峡谷岩洞、戈壁荒漠，也有江河湖沼、榛莽丛林、海洋岛屿，还有平原丘陵、水乡泽国、沃土良畴。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开凿各条道路，架设各类桥梁，设置各处津渡港口，疏通各地航道，在前工业化时代长期保持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交通工具、设施和道路系统的地位。由此形成的丰富文献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业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葛剑雄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已有了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管理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制造、修建和维护。秦始皇灭六国后，实行“车同轨”，统一全国的道路标准，在此基础上建成高标准的驰道，由首都咸阳通向全国各地。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秦汉以降历朝无不重视遍及全国的驿传系统和道路网的建设和维护。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的十八世纪中叶，在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形成了联通每个县级行政区和重要居民点的驿传和道路系统。至晚清，铁路的建成和轮船的使用，则揭开了中国交通运输史新的一页，对中国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中华大典》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作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也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于1992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2017年底，这部按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分为24个典、包含116个分典的类书宣告竣工。《中华大典》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1911年)，收录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发挥巨大作用。(许旸、马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