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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重大危机:环县自卫军叛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重大危机:环县自卫军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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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11月7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环县自卫军叛变震惊陕甘宁边区》

1940年一二月间,陕甘宁边区下辖的环县在扩兵征粮中发生了全县性的自卫军叛变事件,史称“环县事变”。“环县事变”是堪称抗日民主模范的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事变发生后,边区政府多管齐下,积极应对,化危机为转机,善后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共产党人》)

事变:环县自卫军大范围叛变

环县位于甘肃省东北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1936年6月,红军西征来到环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河连湾。1940年1月,在土匪赵思忠(外号赵老五,1936年在红军打击下投靠国民党)煽动下,环县发生了全县性的自卫军(边区不脱离生产任务的地方性群众武装团体)叛变。叛变首先发生在环县耿湾区。1月15日,耿湾区自卫军人员陈兴俊谎称自己喜欢枪,想看看营长胡仲学的枪好不好。当胡将枪交给他后,其他几个叛军一拥而上,将胡绑起来,并将其残忍杀害。叛军随即袭击了区政府,将区长朱文寿用矛戳死。接着,叛军又转到洪德区第二乡,捉去了陇东专署派去的干部马树兴及长征红军留下的女干部蔺桂兰等人。

继耿湾区自卫军叛变后,车道区自卫军也发生叛变,杀害了县政府二科科长李嘉诚、县工会主席白瑞贤等人。之后,这股逆流又迅速殃及虎洞、环城,这几个区的自卫军或集中起来的新兵,也都发生叛变。环县政府当时共辖6个区、39个乡。除毛井区外,其他各区都发生自卫军叛变。据统计,“叛变的范围,牵连到十七个乡,参加叛变的自卫军达九百人”(一说2000多人)。

原因:随意加大扩兵征粮

“环县事变”的发生固然与土匪赵思忠煽动蛊惑有关,也与环县政府及一些干部在扩兵征粮工作中招致民怨分不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切断了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并对边区进行封锁;日军也加紧对边区的进攻,造成河防吃紧。为保卫边区,边区政府加大了对救国公粮的征收量。同时,也加大征募新兵的数量。加之,这段时间内边区自然灾害频发,人民负担加重。而环县政府不顾严重灾情,无视民众利益,随意加大扩兵征粮任务,并且方式粗暴。

环县地方政府在征收公粮过程中提出了极端的口号,“提早完成”,“大量超过”,“不让一颗粮食放在仓库外边”。在这样的口号下继续采取摊派加强迫命令的方式,比如摊派某人出4斗,不出就要加倍处罚,即变为8斗。环县县委宣传部长田某在其主持工作的耿湾区一乡开群众会时说:“今天我给谁估计一石,就要出一石,如果谁不出,我就要加倍征收,再不出,就二鬼抽筋(就是拷吊)。”

在扩兵上,强迫命令也到处存在。边区分配给环县的扩兵任务是290名,环县政府则布置了350名,准备超额完成60名。有些区的干部把扩充队员扣在窑内,队员的父亲要来看,干部们不让看,反说“你们家有三个儿子要哭三次,有五个儿子要哭五次”等。

这些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一种恐惧和埋怨的情绪。赵思忠借机大搞反共宣传,造谣说:“征粮扩兵这是第一次,还有二次、三次、四次。”正是征粮扩兵中的种种弊端,导致了“环县事变”的发生。

善后:剿匪同时免征公粮

“环县事变”的发生震惊边区。事变发生后,边区政府及驻军决定立即剿除赵思忠股匪。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电令陇东驻军警备2团:立即开赴环县剿匪。1940年2月17日,警备2团攻下赵思忠在环县的老巢甜水堡,赵匪最后躲进了甜水堡姚儿井沟的地窨子里。最后,地委动员环县、曲子、华池等县自卫军2000多人,挖战壕,修地道。赵思忠在绝望之际,带领少数亲随,趁风雪之夜,从自卫军包围的薄弱部位突围而走,后窜至宁夏下马关的一处山洞里,病饿而死。3月7日,匪巢被全部捣毁,被掳去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救回,被欺骗、胁迫的自卫军和老百姓大多数返回家里。

事变给边区党和政府敲响了警钟,并引发了全党的反思。在提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的同时,边区政府和环县政府调整了扩兵征粮政策。当年,环县又逢大灾,边区政府从环县的实际出发,前后捐款万元,公粮百余石,救济受灾民众。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决定环县1940年免征公粮。

在扩兵工作上,环县政府也注意合理安排扩兵对象,同时减少扩兵数量,抛弃以前扩兵工作中的错误做法。这些举措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1940年后,当地人民遵照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向荒山进军,大量开荒种田,被边区政府树为“大生产模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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