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朝于755年至763年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同唐朝皇室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及动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更加是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拐点。由于反唐战争的发起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亦称天宝之乱。
这里顺便吐槽下各种无聊至极的历史唯心主义，啥啥啥安史之乱后唐朝延续百余年是因为郭子仪等辈的英勇战斗。我当然不否定某些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完全归结于某些人的主观能动性那是完全的、错误的历史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背道而驰。就好比说，春秋战国的归于一统难道就是简简单单的出了个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就可以解释了吗?其实不然，灭六国，归于一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历史趋势，铁器的出现以及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渐渐普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关系，及至嬴政即位，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所以说，在这个历史节点，就算没有秦始皇，那也会有赵始皇，楚始皇。扯得有点远了，回归正题。
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可谓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各种自媒体，报刊，电影，电视，小说等等等等视若珍宝用到烂的历史背景题材。这件事的历史地位一直很重，后世许许多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资治通鉴·卷220》】
其一，就唐帝国内部来说，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一下子膨胀，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旧唐书·卷19》】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唐朝中晚期直至黄巢起义唐帝国灭亡。
其二，安史之乱也导致了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长安、洛阳就此衰弱。自秦汉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军队“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或者洛阳。
其三，连年战乱搞得首都京畿地方已然成为白地【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安史之乱主要蹂躏唐朝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经济大受破坏;相反，江南一带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是继永嘉南渡后再一次士人南迁，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由此可知，安史之乱的影响极其深远，可是，安史之乱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认为其主要诱因之一是府兵制的败坏。
照例先要看看当时的社会背景，唐朝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但是，也是因为承平日久，悄悄埋下了隐患。
首先，早在武后当政末期，自唐初以来的均田制已然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本来均田制是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朝都一脉相承不断完善的一项重要土地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发土地给人民耕种，为民置产，缴纳税务时候给实物，鼓励人民去拓荒，这一制度刚开始极大激发了人民积极性，确实奠定了盛唐的基础。可是，随着经济的壮大，武周末年已然是政府无田可授，豪族大户兼并土地严重至极，如高宗时，王方翼占田“数十顷”【《旧唐书》卷185 】。中宗时，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旧唐书》卷183】。农民无田可耕了只有流亡他乡，府兵制的基础就已然崩坏，田都没法屯了还当啥府兵，跑吧。开元时期，进士柳芳称：“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居于人者，十一二矣。”【《全唐文》卷372《食货论》】干元三年(760年)四月敕云：“逃户租庸，据帐征纳，或货卖田宅，或摊出邻人，展转诛求，为弊亦甚”【《唐会要》卷85《逃户》】。所以，当时府兵的社会地位急速下降，已经到了没人愿意当兵的地步。整个社会舆论导向就是“好男不当兵”，而当兵的就是老弱病残地痞流氓无赖，以至于后面高仙芝，封常清于长安洛阳招兵买马去打叛军时候都是些市井无赖应征【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资治通鉴·卷221】，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奇差无比，对外战争根本靠不住。所以国家便授意将领可以私自募兵，自己训练，于是乎募兵成了私兵，军阀就此形成。(天宝十节度就是开端)历史就是那么神奇，冥冥之中，似有定数，清朝的八期绿营兵糜烂导致了地方团练的崛起，湘军，淮军，北洋军由此而来。民国蒋光头的中央军不给力搞得周围各山头派系林立，更有...不展开了。
其后，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越加腐败。差点被契丹人杀掉的安禄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唐玄宗的视野【二十四年，禄山为平卢将军，讨契丹失利，守珪奏请斩之。..玄宗惜其勇锐，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龄又执奏，请诛之。玄宗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竟不诛之。】，对于唐玄宗宠信安禄山的原因既有政治的考量，也有军事的需要。无外乎是，对内，创造一个箭靶子，把各种内部矛盾祸水东引，牵制其他武官(如哥舒翰)使得安禄山成为一个背锅侠。对外，则利用安禄山的胡人背景稳定北方边境，进一步的想开疆拓土。对于安禄山，唐玄宗可谓是恩威并施，首先让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职务使他坐拥共计18万人的兵力【三载三月，授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余如故。】，在大唐天宝年间六十余万的总兵力中这恰恰是一个阈值，既能最大限度发挥边将的战斗力，又刚好不足以发动一场有胜算推翻唐王朝的叛变。接下来，给他各种高官厚禄乃至让他成为杨玉环的干儿子【时贵妃太真宠冠六宫，禄山遂请为养儿。】，让他获得比封疆大吏还要夸张的超然待遇便是打了一张感情牌，寄希望于他知恩图报。而作为安禄山的同事，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都是安禄山的死对头，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唐玄宗有意而为之。如果安禄山真的图谋不轨，这两人不但绝对不可能和安禄山同流合污，相反必然积极投身朝廷大军中，且其他边将也少有看安禄山顺眼的，这令安禄山犹如锋芒在背。最后，在政治势力内部，以杨国忠为首的政府班子对安禄山的厌恶是公开的，这就让安禄山倍感孤立，只给拼命讨好唐玄宗以抗衡杨国忠为首的权贵势力，以至于自己能不能出将入相也完全没有话语权了。总而言之，唐玄宗虽然宠信安禄山，却大搞平衡之术让他没有足以和整个帝国抗衡的实力，在唐玄宗看来，安禄山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辈子无条件效忠自己，为自己卖命，这样才有前途。
然而他料不到安禄山其实是一头白眼狼，在身边这些投机谋臣长期的鼓吹下竟然真的就自以为优势很大，豪赌了一把。【十一月九日，禄山起兵反，以同罗、契丹、室韦曳落河，兼范阳、平卢、河东、幽、蓟之众，号为父子军，马步相兼十万，皷行而西，以诛杨国忠为名。】非要说他叛变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安禄山为了能讨好唐玄宗，把包括太子在内的绝大多数权贵得罪了个遍，如此这般一旦这个七十多岁高龄的太平天子被取代，自己唯一的靠山失去后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安禄山打算在皇权交替之际叛唐。但是杨国忠的步步紧逼和计划的逐渐败露迫使安禄山不得不尽快付诸行动【初，禄山握兵跋扈，逆乱未发，而以法制之。国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动，以取信于玄宗。】。这时候即便是唐玄宗本人也已经预感到难以继续驾驭安禄山了。怎奈何志得意满的唐玄宗终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操作真的会立刻发生在自己执政的最后阶段。在他眼中，就算安禄山要叛，目前这个阶段他也是没有胜算的，所以自己还有时间来应对，来补救，此时当务之急是不能进一步刺激到安禄山。【十五日，闻于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谋，国忠多自得之色，笑曰：“今反者独禄山耳!三军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斩之来降，不如此，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顾失色，上竟不悟，以至于败。】但这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事到如今，安禄山自己是看很清楚的，就算唐玄宗本人目前还不会出手对付他，面对蠢蠢欲动的朝廷，他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真的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这就是他仅有的机会了。讽刺的是，安禄山发动叛变才一年身体就因糖尿病晚期而迅速崩溃，因此就算他打算继续养精蓄锐，并且和朝廷相安无事，其实也是没法把野心延续到唐玄宗一朝结束的。但他若是不出兵，将来便出不了兵了，那也算是悬崖勒马。这样看来，可以说是天不佑大唐玄宗了。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的成因是土地兼并导致的均田制败坏，均田制的败坏导致府兵制的消亡，府兵制的消亡不得不迫使募兵制的出现，中央政府为了应付外患放权与节度使，导致军阀的出现，在这个历史趋势下就算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张王李赵之乱。其实，唐代的节度使和汉代的州牧、晚清的军阀都是一个选择的结果：中央无力而放权地方最后地方做大反噬中央。宋代提供了一个负面样本则是中央始终把持权柄，所以地方变得极为低效无力面对四面的挑战而不断败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