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师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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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听说过正定，也听说过保定。”这就是大多数人对于正定，乃至所有河北城市的认知。
若不是通过新机场和“抖音”刷个脸，正定恐怕仍在默默无闻，至少不会如现在这般混个脸熟。特别是隔壁的石家庄因一座火车站而在雄起为“河北一哥”时，正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瞬间灰飞烟灭。
正太铁路全图
载于1933年《正太铁路接收纪念刊》
清末，政府计划修建正太铁路(正定府~太原府)，但因财政问题，将本应设在滹沱河北岸的起点——正定府城，转而改为河南岸一处不知名的小村庄——石家庄。
此后，“庄”的光芒日渐强大，以致发展成为今日之“国际庄”，昔日的“府城”却被地位碾压得如灰飞烟灭，屈身为石家庄管辖的县城。在随后的百年间，正定的发展又遭周边城市反复碾压，如今已是佛系一般地存在了。
身处燕赵大地，一块普通的石头都可能历经千百年的硝烟。如今，正定是日韩及我国港澳台游客较热衷的目的地，特别是古建、壁画和雕塑的研究人员或发烧友，因为正定这个不大的县城塔庙立林，几乎汇集了唐宋建筑艺术遗迹。
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壁画《西方胜景图》
历经岸谷之变，反而不悲不喜，正定的佛系性格倒是对得起立林于这小小县城内的无数浮屠。正定的佛系性格到底如何养成?为何唐宋艺术精华会选择栖身在这县城?答案都藏在正定的历史中。
鲜虞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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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前770年)，居住在今河北省境内的白狄族人(姬姓)以正定为中心，建立鲜虞国，国都新市(今新城铺)。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鲜虞国被晋国所灭，此地属晋国管辖。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鲜虞人在这一带建立了中山国，在此设东垣邑。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属赵。
这是目前官方最流行的正定文明起源之说，从鲜虞国到中山国，看似行云流水的历史描述实则疑点重重。关于鲜虞，目前可查的最早文献为《国语·郑语》，其记载郑桓公任司徒与史伯论及周室兴衰时，有如下文字记录：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
可见，鲜虞为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的民族，属华夏之外的夷狄之族，且有别于狄。
史书对鲜虞的记录自春秋时期增多，但概念较为笼统，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鲜虞，白狄别种。”对此，史学界存在一种声音：“鲜虞并非白狄，姬姓。”而杨士勋(《四库总目提要》推断为唐太宗贞观中期时人)注疏《谷梁传》时引的《世本》(据称由先秦或汉代史官修撰)也说：“鲜虞，姬姓，白狄也。”
因为不同古籍中说法不同，鲜虞国之源存在诸多可能性。
就鲜虞人建立中山国一事，史学界同样存在争议。
中山国，因央视于2018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山国》而走近大众视野，纪录片对于中山国的建立作如下介绍：
中山国先民是春秋早期北方游牧民族白狄鲜虞人，他们在华夏诸侯兼并战争中跨越太行山，东迁至今天河北中部平原，建立鲜虞联盟。春秋晚期，他们在太行山东麓构筑中人城，创立中山国。中山后来被晋国攻占，中山文公被扶立为“傀儡”国君。文公是“中山三器”铭文记载的中山国历史中的第一位国君。
这位中山文公，见于“中山三器”，即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掘出的古中山国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中山王鼎、中山王圆壶和中山王方壶。但中山文公鲜见于文献，关于中山国的族源，文献记载更是稀少。
尽管中山国的史料信息很微弱，但从公元前555年到公元前450年这一百来年间，其身影若隐若现地游荡于中原。当前史学界对于中山国有多种认识，以下两种说法最流行：1、中山国为鲜虞人的延续(等同官方说法);2、两者非同源，中山国或为周室所封，或为游牧民族建立。
中山国版图
尽管种种疑点难被解释，但不影响后世对中山国的追颂。在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博物馆中，为中山国特设的《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已是馆内常展，内含中山国带有鲜明游牧民族风格的礼器、武器、日用器具、装饰品、明器等众多文物精品。
可以想象，流经正定的滹沱河两岸土地肥美，适于农牧，具有冶炼优势，便于制造武器，所以无论鲜虞国还是中山国，都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抗衡于周边列国。
真假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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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在秦时属钜鹿郡东垣县，汉时汉高祖刘邦平定东垣，改名真定，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三国时期，正定为当时魏国常山郡真定县。在群雄并起的时代，正定就成为传奇人物的摇篮，赵云就是代表之一。
《三国演义》是战争情节最多的四大名著，经典人物无数。《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著名的经典台词：“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战场上，此言一出，此人一亮相，战局胜负立定，再无悬念。
可以说，赵云这位三国人物，从过去的戏剧和评书到今天的影视作品，被各种艺术形式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外在形象不同，但其始终被诠释为忠义精神的代表，“常胜将军”的称号更是为他量身塑造了一个战神形象。
我乃石家庄赵子龙也
毫无疑问，后世文学及文艺作品深受《三国演义》影响，赵云单骑救主的英雄气魄被一代又一代尊崇。可见，伟大名著对一个人的赞美，可以令其高大的形象得到永久性固化。
不过，欲研究三国历史，《三国志》的真实程度高于《三国演义》。正史记载的赵云仕途很顺利，但在祁山之战中因以弱敌强而败退，后被贬为镇军将军，而后就是辞世。赵云本人在离世前并未做出太大业绩，也没有太显赫的战绩，最后寿终正寝。
然而可以肯定，赵云是一位忠心之人，且具有尚武精神，在尔虞我诈的三国时代，这种精神的确可贵，如此看来，赵云的偶像塑造不足为奇。
时至今日，正定最富盛名的美食—正定八大碗，据说也是由赵云的劳军宴演变而来。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
正定八大碗
不仅如此，正定还在近年新建赵云庙，强化英雄故里的文化效应，更是将区域内的著名建筑以“子龙”命名，如子龙广场和子龙大桥，甚至还有以“子龙”命名的学校和酒厂。
十六国北朝的城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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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分立到西晋统一;从东晋十六国抗衡到南北朝对峙，这近四百年的时期极不太平。局势动荡、战争频发，属兵家必争之地的正定地区在这一时期尤甚。
因滹沱河北两岸地势平缓，无天然防御优势，必须要修建人工防御，即最初的城池雏形。正定城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初是前燕大将慕容恪为攻打冉闵时所建的安乐垒。
经过从前燕到北魏近五十年演变，安乐垒的规模日趋完善。有一种说法：安乐垒在这一时期从以军事防御为主防御设施演化成为一座军民同住的垒城。这样，相对完善的防御和城市基础令魏道武帝决定将其建设为一个行政城市，加之它“安乐”的美好寓意，终将当时常山郡治所移置到安乐垒。
到了北周时期，安乐垒已被各种战事与水患折磨得遍体鳞伤。北周宣政元年，正定地区被设置为恒州治所常山县。北周对新设置的恒州治所常山城进行了城墙改造，将土筑干打垒的城墙改建成石城墙，不但加强了正定的军事防御功能，增强对抵御滹沱河水患的能力，也为隋唐时期恒州的城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此段历史，编纂于清光绪元年的《正定县志》中有如下记载：
…晋移常山郡城于此，后魏迁郡治安乐垒，后周复治正定俱建石城。
正定北门
梁思成摄于1933年
如今，正定城墙和四座拥有靓丽名字的城门(东为迎旭，西为镇远，北为永安，南为长乐)依旧在迎接八方来客。虽然我们如今可见的城墙为明代遗迹，但仍保留着北周时期的基本规制，供今人凭吊。
新修缮的正定城墙
敦煌壁画里的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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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地方的影像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这在信息技术发达今天不是新鲜事，但若发生于距今一千余年之前的五代时期，可谓极为罕见，而且这另一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
敦煌是世界佛教的圣地，敦煌莫高窟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曾在唐代达到顶峰。敦煌莫高窟61窟开凿于五代时期，其中一幅壁画《五台山图》，描绘的是隋唐时期五台山及周边河北道镇州的名胜，而镇州就是今日之正定。
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
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局部
河北道镇州(今正定)
敦煌是唐代重镇，莫高窟是当时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佛教又在唐代是达到高峰，香火极其旺盛。当正定的地理与人文元素与五台山一同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中，展现的正是唐代佛教鼎盛时期的最经典场景，正定对于唐代佛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言道：“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塔寺林立的正定几近汇集了我国隋、唐、宋等佛教建筑和艺术精华，举世罕见。
佛教自西汉时期由西域进入中土，在硝烟纷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稳稳扎根。北朝时期的皇帝大多信奉并宣扬佛教，大量佛典在此时传入。对于承担防御功能的正定，佛教思想适合安抚军心和民心，于是顺利在此生根衍息，直至隋唐时期，正定佛寺多达百余座。
此外，佛教的兴盛与其自身的汉化不无关系。从汉至唐，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自懵懂渐入鼎盛。由于接受者的智慧、根性和福德不一，加之生存年代与地域环境的存在差异，接受者对于所化认识和修行承担存在偏好差异，逐渐建立佛教的分支派别，各自寻找求达“觉悟”的方法和历程，而佛教汉化的过程又使派别日趋复杂化。
至唐朝，中土佛教基本形成性、相、台、贤、禅、净、律、密的八大宗派格局。其中，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就是禅宗。
禅宗为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土，菩提达摩传法神光慧可，被誉为中土一祖，亦称“达摩祖师”，而后历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到五祖弘忍时，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主张渐修，短暂繁盛后便销声匿迹;南宗惠能主张顿悟，以文句简单的《金刚经》义代替了《楞伽经》，其目的在于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而简洁明了求得开悟。
南宗慧能一个著名的四句偈——《菩提偈》，禅意深远，朗朗上口，流传至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达摩祖师
六祖慧能真身
至此，禅宗被弘扬光大，慧能被誉为六祖。在南宗六祖慧能的弟子中，出现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大支系，而后由这两大支系又生成五宗，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和法相宗。其中，临济宗的发扬地就在正定。
临济宗的鼻祖是六祖慧能的六世法孙——义玄法师。晚唐时，义玄法师从江西黄檗来到镇州临济院(今临济寺)，而后采用了“三玄要、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等一系列禅宗新的理论和接引学佛人的方法创立临济宗，其禅风峻烈，以棒喝著称，令人顿悟成佛。
临济义玄法师
临济寺，随着临济宗的传播声名远扬，至宋以后，临济宗由来此参师求学的日本僧侣带回，使其在日本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临济寺为日本临济宗之祖庭，香火不断。
实际上，临济寺的历史比临济宗还久远。据《正定县志》记载：
临济寺，东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
如今，临济寺仍保留有义玄法师的衣钵塔——澄灵塔，为实心密檐八角九级塔。远远望去，澄灵塔形貌青幽，俗称“青塔”。1933年，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带领中国营造学社于来正定考察澄灵塔后称其“清晰秀丽，可算塔中上品”。
临济寺澄灵塔
义玄法师为何会在晚唐时选择北上千里来到正定?其实这并非偶然事件，而与晚唐的政治格局有关。正是此政治格局，奠定了正定在佛教及佛教相关建筑艺术等领域的地位基础。
藩镇是佛陀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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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唐到中唐，正定在佛教的浸润下成为香火弥漫之城，而身处重要的战略位置又使其得到良好的军备建设，以致“雄盛冠于河北”。不过，正定得到建设投入最大的时却是在晚唐，其根源为众所周知的“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及衰的哗变。
“安史之乱”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挑起，与大唐争夺政权。当时，安禄山的义子张忠志坐镇正定。不料，这位义子居然在危机时刻安禄山和史思明，并兵卒五万人“起义投诚”。而后，张忠志因“军功”获赐皇姓，改名“李宝臣”，出任成德军节度使。
不过，战后唐朝因国力空虚、人口减少等原因无力进行中央集权，李宝臣也没有效忠政府的真意，于是他重兵在握，分裂一方，开启了成德军长达百年的独立自治，这就是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缩影。
作为节度使治所所在地，正定迅速升级为河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因水患重新修筑的城墙易守难攻，几近形成独立王国，得到全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关于李宝臣的痕迹，如今在正定依旧可见，最著名的就是风动碑。风动碑，又称《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乃李宝臣为了歌颂自己疏导滹沱河水患、免民众苛税之苦、实行安民政策的功绩所立。
这是一块近六米高的石碑，按唐朝度量衡制约合二十尺。关于立碑，《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有记载：
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
风动碑老照片
风动碑(局部)
20世纪50年代加盖的碑亭
可见，唐朝石碑常以螭龙雕饰碑首，以赑屃为碑座，五品以上官员立碑，碑座上不得超过九尺，而李宝臣这座石碑近二十尺，完全超越规制，说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下的唐朝政府对河北地区无任何约束力。正因如此，正定在八十年后的会昌法难中保全了佛法。
安史之乱八十余年后，唐武宗李炎发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即“会昌法难”，中土寺院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而正定因时任节度使王元逵信佛崇道，寺院得以保留，才有传承至今的遗址。
对于大批高僧而言，河北成为理想避难所，义玄法师即因此来到正定临济寺。会昌法难时值日本高僧圆仁东渡参学，其《入唐求法巡礼记》记录了他自赵州北上正定，由进香道前往五台山的所见所闻。那时，正定佛寺林立香火兴盛，十分符合莫高窟61窟壁画《五台山图》之盛况。
赵匡胤的千手千眼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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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处处有历史。与临济寺一街之隔的开元寺内有一座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型残碑，于公元2000年出土于正定县府前街。
此残碑为巨型赑屃碑座(长8.4米、宽3.2米、高2.6米、重约107吨)，连同周围散落的部分碑体，以及硕大的盘龙石刻碑首，出土时轰动全国，后移至开元寺内。据史学家考证，这是五代时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功德碑，因后晋高祖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并割让燕云十六州，安重荣起兵造反，但兵败身死，石碑随之被毁后深埋地下。
巨型赑屃碑座
安重荣兵败，燕云十六州割让于契丹人，使中土大地缺失天然防护屏障，直接暴露在游牧民族铁蹄前。如这些事情未发生，对于后来的宋朝而言，也许会改写历史。
终结五代混乱局面的是宋朝的兴起与统一。相传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伐北汉期间驻跸正定，前往大悲寺去看看久负盛名的铜铸千手观音，然而经历五代后周的世宗灭佛，观音像已荡然无存。
当时赵匡胤遇到寺内僧人，得知佛像毁坏时出现了一段文字：“遇周则灭，遇宋则兴。”毫无疑问，此文字暗合了赵匡胤的心意，当即下令另择新址重塑观音金身，新址为隋朝时即修建的龙藏寺，并改名龙兴寺(清朝改名隆兴寺并沿用至今)。因为皇帝青眼有加，自佛像落成至以后的上千年间，隆兴寺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皇家寺院。
虽说隆兴寺的扬名源自世俗政府与宗教法力的抱团取暖，但其留下的宋朝建筑和佛像举世罕见，值得称颂。如今在隆兴寺大悲阁内仍可见北宋时所铸的高达22米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四十二臂分别执日、月、净瓶、宝杖、宝镜、金刚杵等法器。观音像面部表情端祥、仁慈、庄重，瞻之弥高，仰之益恭。
隆兴寺大悲阁千手千眼观音
除了巨大的观音像，隆兴寺还有一处珍贵至极的大殿建筑——摩尼殿。摩尼殿为典型宋制结构，重檐歇山顶，面阔、进深均为七间，整体为十字形平面布局，立体四面正中各出一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其斗拱宏大，出檐深远。如此建筑结构为唐宋常用形式，至明清以后逐渐失传，梁思成先生称摩尼殿为海内孤例，珍贵至极。
隆兴寺摩尼殿
摩尼殿内的佛坛上供奉五尊金装彩塑佛像，庄严肃穆，佛坛东西面外壁分别绘“西方胜景”和“东方净琉璃世界”。佛坛背壁是精彩绝伦的南海普陀山之道场泥塑。整个背壁祥云缭绕，重峦叠翠，水波荡漾，众信徒、尊者散列其间。
背壁正中的五彩泥塑观音像，不似别处正坐莲台、手持净瓶的样子，而是左脚尖点一朵莲花，右腿屈膝搭在左腿上，观音双臂玉白，十指修长，右手轻抚左手腕部。他头戴宝冠，身饰璎珞，头微侧、身微倾，凤目微张，神态安然地俯看众生，无悲无喜。
隆兴寺摩尼殿五彩观音塑像
胡化之风与元曲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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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今日之正定古城，随处可感受其浓郁的淳朴市井文化。仅以饮食来说，除了最著名的正定八大碗，正定的牛头宴、烧麦和崩肝等食物都已成为特色品牌。无一例外，这些食物在烹调上以咸味 为主，食用上不拘小节，颇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之意，豪放程度堪比西北。
正定烧麦
不同于广东烧麦，口味与内蒙烧麦无异
这种饮食偏好乃至生活习惯并不为正定所独有，放眼整个河北地区大抵如此，带有浓郁的胡风，常有人说：“河北是胡化严重之区域。”
如此淳朴、豪放的民风并非短时间内所形成，必有其历史原因。无论是战国燕赵尚武善马，还是西晋五胡乱华，还是晚唐藩镇割据时的胡汉混居，各种历史碎片逐渐拼凑出一个结果，即河北是胡化严重的地区，尤在晚唐藩镇割据时达到高潮。
据说，晚唐藩镇割据之时，河北地区节度使多目无礼仪，好勇善战，李宝臣的大逆之举便可佐证，由此导致地区文化渐衰，骑射之风盛行，居民尚武轻文、桀骜不驯、强悍难治，正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看来，诸多大德高僧未能成功教化民众。
就此现象，历代名人多有提及。宋代儒学大家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中就记载：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近代史学家大师陈寅恪先生，通过《朱子语类》中的这段话提出了“唐朝河北胡化论”，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言：
唐代河北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两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属于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追溯历史，最早定居正定的白狄族人就被华夏人视为夷狄，而陈寅恪先生尊崇“大节巍然，操持峻洁”的精神，对河北胡化引发的文明与风俗差异上升至民族文化隔阂，不足为怪。
不可否认，正定虽保留诸多海内唯一的唐宋建筑与艺术遗产，但仅限于固化物质，并未留下值得称颂的唐宋及其前朝的无形文化，精神遗产似乎只有彪悍的民俗特征。
直到元朝时，正定的民间文化才开始萌发。
元朝建立前夕，蒙古人从金朝人手中抢夺河北，使其由蒙金战争前线变为蒙古南下攻宋的大后方，正定(时名真定)得到发展契机。
元朝建立后，正定成为元大都南下的第一门户，成为南北方商旅交流之地。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东方时被经济繁荣且文化兴盛的正定折服，称其为“贵城”。难得的太平发展时期吸引了大批宋金遗民来此，包括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数学家李冶和教育家张德辉等一批名流。正定，成为元曲发祥地。
熏风荡漾昆明锦，一片藕花无数。才欲语，香暗度，红尘不到苍烟渚。
这是晚年白朴在历经漂泊后回到正定所作的《摸鱼儿》，记述了他在正定城南异尘堂与好友相聚晚眺的情景。该曲饱含白朴回到正定后对儿时奔波逃难、青年执笔《墙头马上》、中年丧妻后游历江南的经历感慨，可见其将正定视为灵魂的故乡之坚定。
白朴
说到正定与元曲之渊源，则不得不提阳和楼。
阳和楼为元朝时所建，其周边是正定最繁华的区域。在正定，登阳和楼是文人雅士之时尚，他们或把酒临风，或吟诗作赋，在无数回交流中将元曲从民间俚语进化为文学形态，说阳和楼是元曲摇篮并不为过。
不仅如此，这座巍峨高大且简洁庄重的阳和楼一度为正定地标建筑，梁思成先生赞其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之凯旋门。遗憾的是，阳和楼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如今之物为近年重建。
阳和楼老照片
新建的阳和楼
到了明朝，燕王朱棣发起的“靖难之役”使河北地区惨遭战火，后因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而成为畿辅之地，重获发展契机。
为扩充人口发展经济，明朝多次向河北强制移民，包括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十分粗暴。不过，随着人口增长，商业兴起，加之政府推崇文教，崇学重礼之风在正定蔚然兴起。
清朝，正定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有定鼎天下之寓意。对此，清朝史地学家顾祖禹认为正定的政治军事地位更另两者更高，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言：
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
清中雍正年间，为避清世宗胤禛名讳，真定改名为“正定”并沿用至今，至清末光绪年间，正定战略意义依旧明显，正如《正定县志》所记载：
汉建为国，晋移为郡，唐改为军，明升为省。规模阔大，壁垒森严，恃为重镇。西南两面滹水环流，足资控制……此城横亘南北，居畿辅之中，形势尤争奇扼要……
梁思成的古建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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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末正太铁路变为石太铁路，正定在国内战略地位渐微，但其丰富的唐宋遗迹仍留有影响力。
自十九世纪初，不少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前往正定考察，海外专家学者包括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日本佛教史研究家常盘大定，瑞典汉学家喜龙仁等人。国内方面，前往正定考察的最著名人物当属建筑大师梁思成。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曾对正定进行三次古建踏查。
时值酷暑，又逢战乱，梁思成先生带领学生深入探查古迹，对经典建筑进行手绘并收录于《中国建筑史》一书，价值极高。
隆兴寺转轮藏殿(梁思成手绘)
除隆兴寺和临济寺，梁思成先生还考察了天宁寺、开元寺和和广惠寺，并被各寺内的三座古塔所折服，分别是凌霄塔、须弥塔和华塔。
天宁寺始建于唐朝，因战争导致寺院屡遭灾难，殿堂毁坏，只余凌霄塔。凌霄塔为砖木结构九层楼阁式佛塔，平面呈八角形。值得一提的是，凌霄塔塔身一至四层是宋代在唐塔残址上重修，砖石结构，其上各层为金代重建，砖木结构，四层以上的斗拱和飞檐皆为木制。一塔尽显三朝技艺，绝世罕见。
天宁寺凌霄塔
开元寺始建于东魏，几经修缮，至今留下了唐朝建筑形制。与其他寺院不同，开元寺的布局并非采用的对称布局，而是塔和钟楼并列而立，这也反映了佛教寺院建筑从早期以佛塔为中心向晚期以殿堂为中心的过渡情况。
须弥塔为叠涩出檐塔，外观近似西安大雁塔，对此梁思成先生曾表示此塔形制古老，但该塔本身历史应不长。七十年后，梁思成先生的说法得到证实，2005年开维修时，塔刹表面现身以下铭文：
直隶真定府开元寺旧有宝塔一座，自大唐贞观拾年肆月初捌日建立，迄清朝壹千叁百余年，于顺治拾捌年柒月贰拾贰辰时倒。坐有僧大造化名自成等同化重建。从康熙元年修，至康熙四年秋月大功完造。
可见，须弥塔在清朝时曾倒塌，而后重建。可以说，开元寺的形制遗存之价值高于须弥塔。
开元寺须弥塔
广惠寺的名气逊于相邻的临济寺和开元寺，目前仅存一座华塔，但就是这座造型奇特而繁复的华塔，令梁思成先生慕名而来。
华塔样式极为独特，塔身上半部分装饰各种繁复的花饰，好似巨大花束，这让梁思成先生十分惊奇，他在关于正定考察的《正定调查纪略》中如此记述：
若由形制上看来，这华塔也许是海内孤例。其平面及外表都是一样的奇特……斗拱配置奇特，每面有一朵主要的补间铺作在正中，两旁另加两杂次要的补间铺作，都是很少见的做法……斗拱是出两跳偷心造，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其最奇特处在两相接面阑额之安置，不是同高，而上下相错，也是极少见的做法。
能让梁思成先生如此称赞之塔，必为精品之精品。
华塔
最后一张图，作者现个身
在正定，热爱古建的梁思成先生得到巨大的心灵慰籍，以至在《正定调查纪略》开篇道：
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
如今，正定千百年来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仍在温暖着广大历史、文化、建筑、艺术爱好者的心灵。虽然战略地位不在，但正定就如在此的塔寺一般，在浓雾中静静伫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