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敏，系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讲师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法国诗经学拥有几百年的历史，是西方诗经学的源头，在世界汉学诗经学中亦占据重要的地位。
据现有资料，最早对《诗经》进行翻译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t，1577—1628)，1626年(明天启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但该译本下落不明。
康熙年间，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著有《诗经研究》(DissertationsurleChe—King)，白晋先是研习《易经》，后将索隐之法述及《诗经》研究。巴多明(DominiqueParremin，1663—1741)、雷孝思(JeanBaptisdeRegis，1664—1738)、傅圣泽(Jean—FrançoisFoucquet，1665—1741)、赫苍壁(Julien—PlacideHervieu，1671—1745)等都曾选译《诗经》。马若瑟(JosephdePrémare，1666—1735)曾译《诗经》(OdesChinoiseduChiking)八首，所有稿本均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1674—1743)曾将它们收入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由于此书在欧洲的巨大影响，众人由此开始识得《诗经》，杜赫德在法国诗经学史乃至欧洲诗经学史上都具有开拓之功。
自宋君荣(AntoineGaubil，1689—1759)、韩国英(PierreMartialCibot，1727—1780)起，教会色彩逐渐褪去。宋君荣曾选译《诗经》，并运用其中的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天文历史，其书《中国天文史略》(Histoireabrégédel’astromiechinoise)附录的一部分便是“《诗经》中之日蚀”。《中国丛刊》(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第一卷(1776)、第二卷(1777)中收入了韩国英以《中国古代论》(Essaisurl’antiquitédesChinois)为题的连续性论文，对《诗经》作了较全面而客观的介绍，开始关注《诗经》的风俗文化。
19世纪初，法国汉学讲座在大学确立，为法国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专业汉学的介入，逐渐还原了《诗经》的面貌，拉丁文全译本的问世，法文全译本的诞生，新的研究方法的开启，使法国诗经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xanderdelaCharme，1695—1767)于1733年翻译了拉丁文本《诗经》，附有详细注释，原稿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830年，德裔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vonMohl，1800—1876)编辑交德国斯图加特和图宾根(StuttgartiaeetTubingae)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孔夫子的诗经》，这是刊行于欧洲的第一本《诗经》全本，莫尔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并编辑了两个索引。此译本的问世，给法国诗经学乃至欧洲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汉学家们对《诗经》的学术型研究。
1838年，爱德华·毕欧(EdouardBiot，1803—1850)在《北方杂志》(RevueduNord)第二期发表了《诗或诗经》(LeChi—kingoulelivredesvers)，对《诗经》的编纂、流传、内容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阐释。毕欧认为，《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正式开启了对《诗经》的民俗学研究。1843年他撰写了《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一文，拟出“中国人的体格特征”“服饰”“建筑与居室”“狩猎”“捕鱼”“农牧业”等二十个标题进行论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Lecoq，1822—1892)亦认同毕欧的观点，他在《唐代的诗》(Poésiesdel'époquedesT'ang，1862)的导言《中国的诗歌艺术和韵律》中探讨了《诗经》所揭示的中国上古文明。被认为是法国诗经学史最著名的顾赛芬(SéraphinCouvreur，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本于1896年在河间府出版，其译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严格忠实于中国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这一版本多次再版。顾赛芬在其译本的导论中指出：“《诗经》可能是最能展现远古东方人民生活、道德习俗和信仰的一本书。它为道德家，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为传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导论中沿袭了毕欧的方法，分五十个小标题对《诗经》中的文化点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解读和译介的另一位女汉学家，当属朱迪特·戈蒂耶(JudithGautier，1845—1917)。她于1867年编译出版了中国诗集《玉书》(LeLivredeJade)，其中译介《硕鼠》《伯兮》《将仲子》《女曰鸡鸣》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并未遵循于原诗的结构和形式，包括对意义的分析在内，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改写。但她却是真正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加以关注的。《诗经》不再是传教士眼中用以传教的钥匙，也不再是毕欧、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风俗宝库，她惋惜于孔子编订时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与激情的诗篇。
此外，小布罗塞(Marie—FélicitéBrosset，1802—1880)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论〈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EssaisurleChi—kingetsurl’anciennepoésiechinoise);让—巴蒂斯特·毕欧于1862年出版的《论印度和中国的天文学》(Étudessurl’astronomieindienneetsurl’astronomiechinoise)在论述中国的天文学史时，曾引用了《诗经》的诗，对《诗经》作了简要的介绍。1872年，鲍吉耶(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1801—1873)的《诗经》(Chi—king，BibiothèqueOreintale，vol.Ⅱ，Paris，Maisonneuve，1872)是第一个法文全译本，该文本直接译自中文著作，正文译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大序》(Grandepréface)，译自朱熹的《诗序辨说》，但此书影响不大。
20世纪上半叶，法国诗经学已臻至成熟，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将视线转向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学读本。然而法国诗经学并未停滞不前，研究学科的逐渐丰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多样化，从多方面促使了法国诗经学的再次蓬勃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将法国诗经学推向顶峰。
1907年，于贝尔·奥托(HubertOtto)在香港出版了《炉边几小时，〈诗经〉——中国古典诗歌的书》(Quelquesheuresaucoindufeu，Cheu—kingoulelivredesvers，undesClassiquesChinois)。
《诗经》原是三千年前的歌谣，然而鲜有人还原其本色。拉卢瓦(LouisLaloy)看到了这一特点，在《中国音乐》(LaMusiquechinoise，1909)中译介了《诗经》数首，放在“宗教音乐”(musiquereligieuse)和“民间音乐”(musiquepopulaire)两节中，将《诗经》作为歌谣进行探究。
将法国诗经学推向顶峰的则是葛兰言(MarcelGranet，1884—1940)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FêtesetChansonsanciennesdelaChine，1919)，全书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为两部分：《诗经的情歌》和《古代的节庆》。他以人类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阐释，分析了《诗经》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时期朴野的习俗是如何转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信仰。葛兰言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阐释方法，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上古时期的面貌。
20世纪初期，有一大批中国学者赴法留学，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论文，在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其中不乏对《诗经》的译介，如曾仲鸣(Tsen，Tsonming)的《中国诗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poésiechinoise，1922)第一章便是对《诗经》的介绍;徐仲年(Hsu，Sung—nien)《古今中国文学选集：诗歌、小说、戏剧、哲学、历史》(Anthologiedelalittératurechinoisedesoriginesànosjours：lapoésie—leroman—lethéatre—laphilosophie—l’histoire，1933)也对《诗经》进行了译介。
1937年，张正明(Tchang，Tcheng—Ming)同时在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和巴黎(LibrairieOrientalisteP.GEUTHNER)出版《诗经中之对偶律》(LeparallelismdanslesversduCheuking)，从《诗经》语言文字的韵律入手，详细论证了《诗经》中的韵律。中国留法学者由于兼跨两种文化，他们的介入，给法国诗经学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等有影响的汉学家先后离世，加之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法国传统汉学逐渐式微，法国诗经学也由此而衰落。虽然经由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之内，法国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又开始复苏，也有论著在述及中国文学史时会提及《诗经》，但鲜有重要的译本与研究。对法国诗经学在21世纪的发展，我们报以新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