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两天的节日，让女性权利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论是合理诉求还是矫枉过正，能被思考被讨论总是一件可喜的事。公共话题的参与摆脱不了标签化思维，说起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就常给人一种笼统的印象：“缠足”、“附属品”、“女不出”仿佛一块重压在女性身上长达几千年的铁板，毫无变化的可能。
概括性观念可以帮助认知，却不能代替对象本身，中国浩浩汤汤五千年的历史语境中，还是有越出常轨的具体阶段。在唐代，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较为开放的风气，使得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女性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
封建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作为“第二性别角色”，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受到颇多限制，如礼教规定：“妇人无外事”、“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这些繁琐的礼节严重禁锢了女性的自由，也印证了我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普遍认知。然而，查阅各类史籍即可发现，唐代女性在家庭之外，与外界交往的事例随处可见。
古代官场社交是男性的天下，除非在某些特殊场合，女子才可作为命妇进宫朝拜皇后、太后，《三国志·蜀书·刘琰传》中有较早的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命妇朝觐之礼未形成制度便中途夭折，直到武则天执政才开始频繁举行，并形成定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种官场夫人社交活动规模庞大，元稹在《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诗中提到“兴庆首行千命妇”，即是说进宫朝拜的命妇多达千人。元稹是中唐时人，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日渐衰微，命妇朝会人数尚有千人之多，武则天时期朝会规模之庞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除朝廷例行的朝觐活动，唐代官场上还有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的社交活动。如唐开元中，广州都督唐昭夫人作为东道主曾设宴款待诸官夫人。次日，所属别驾、长史等官员之妻，又轮流设宴回请都督夫人，这种事例在唐代史料里屡见不鲜。
如果说官场夫人社交仍然有依附于男性的意味，那唐代民间女子的结社则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交际活动。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两篇晚唐五代时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看，“女人社”属于民间妇女自愿结成的组织，她们以“至诚立社”为宗旨，主张社员间要彼此尊重、互相帮助，虽未打破地域界限，但仍是社会下层妇女拥有更为独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动的佐证。
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对女子外出及与异性交往防范甚严。唐代由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男女间的交往不拘礼法、颇为自由。以宫廷妇女为例，唐代宫禁不甚严密，后妃、宫人、女官都有机会与外臣相往来。中宗朝，上官婉儿即在宫廷之外“广纳货赂，别降墨勅斜封授官”，太平公主正是靠结交外臣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才敢在先天年间发动以颠覆太子李隆基为目的的宫廷政变。
在日常生活方面，宫廷妇女也丝毫不避与外臣的交往，据《安禄山事迹》记载“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采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另有元稹的《连昌宫词》也写道：“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这种不拘礼节的男女交往之事在唐代宫廷相当普遍。
上流社会的女性尚且如此，对一向在外从事劳动生产、礼法观念较为淡薄的民间妇女来说，与男子的交往则更为自由、公开。《太平广记》记载：唐人李汾，天宝末，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处山舍中闲居。中秋夜独自抚琴，有一女子闻声主动前来拜访，李汾开门延纳，女子“言笑谈谑”，无所顾忌。
唐代女子的社交活动仍然依附于男性，与如今提倡的女性独立颇有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封建时期，唐代妇女的确拥有更为自由而公开的社交权利。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所说的“缠足”实际上开始于北宋而兴起于南宋，这点颇值得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