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新药、好药”——这是陈凯先一辈子努力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启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中国药监部门加入ICH，药品注册管理制度加速与国际接轨，加快创新药上市，国内药企走向海外，同时更多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双向流动”正在加速，竞争也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
2006年国家制定了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随后在2008年启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被列入其中。陈凯先院士作为“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技术副总师，谈及这项专项时介绍，专项实施初期的布局重点是放在药物创新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上，中后期更加聚焦于重大新药品种研发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同时对企业创新研发给予更多的倾斜和支持。
图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官网
陈凯先，1945年8月28日在重庆大学校医院出生。17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进入化学领域。1978年，陈凯先考入上海药物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的研究生。那时，嵇汝运敏锐地注意到，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药学发展的新趋势。于是，嵇汝运派陈凯先前往吉林大学，在我国量子化学奠基人唐敖庆门下再次开启求学之路。
1988年，陈凯先刚获博士学位，又被选派赴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在法期间，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优异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该所颁发的尼纳·舒可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中国学者。
陈凯先院士，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为科学奏“凯”，为创新争“先”。作为中科院院士，他联名百位院士向国家建言献策，有力推动了国家医药行业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他任上海市科协主席期间，助推了上海市科创中心建设的创新探索；他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所长期间，带领全所同志力争成为新药研究的领头羊和开拓者。
长期以来，新药研发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依赖于随机、盲目的实验筛选，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成为新药研究的瓶颈。
“以前，我们是在偶然中寻找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药物大多是通过一些偶然机会发现的，比如青霉素。但是靠碰运气效率太低了。有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必须探索理性药物设计的新路。”陈凯先说。
20世纪60～70年代，理性药物设计这一新兴领域前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药物构效关系研究也从以前的定性推测水平提升到定量计算水平。
陈凯先解释道，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理论计算方法去研究，并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而针对某个分子靶点的药物进行从头设计和高通量的“虚拟筛选”。药物研究是一条很长的创新链。从研发早期开始，发现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物靶点，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然后围绕这个方向进行新药的设计和筛选，发现先导化合物，开展临床前的研究，直至完成临床研究，这个过程非常之长。
他表示，在这条创新链上应该有良好的分工和配合。退回到一、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新药研发能力薄弱，企业基本不具备创新的能力和条件，有限的新药创制基本全都出自大学和研究机构。即便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创新能力也并不强，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企业已经逐渐成为新药研发的创新主体，近年来我国每年获批上市的一类新药绝大部分都出自企业。同时企业也逐步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一些头部企业每年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多达几十亿的投入，正在不断缩小和国外的差距。我们看到创新的主体在变化，所以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布局也应该有变化。
目前我们研发的新药，都具有新的化学结构和自主的知识产权，疗效与国外同类药相比大体相当、有的甚至还好一些，但这些新药所依据的作用机制和靶点还是国外首先发现的。通常是国外发现一个药物作用的新机制和新靶点，我们再跟进，建立筛选模型进行筛选和结构优化，开展后续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把它发展成一个新药。
现在，我们的新药研发水平已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时候、也有条件把我们的新药研发向上游发展、向原创发展，要有first-in-class，而不仅仅是me-too、me-better，要有新靶点、新策略的发现。因此，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往上游走，到创新最开始的地方，承担更多的基础性研究、开拓性研究，而新药研究更多地由企业来进行，承担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这样的格局是比较合理的、更高层次的合作，也会是一个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