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30日，在各种肤色众多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簇拥下，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架子车从日本山形县饱海郡的高濑村的一片松树林里的小屋出来，朝停在树林外的汽车走去。
(石原莞尔费力地走出家门)
膝盖上盖着一床毛毯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这个人的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架子车上的石原莞尔)
看起来行将就木的“老人”其实并不老，才59岁。这位看起来随时可能倒毙的人是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部长，第16师团师团长的石原莞尔退役陆军中将。
是他策动了“9.18事变”，发动起来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三千多万的死亡和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应该说他是开始战争的第一个人。
然而，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布的几百人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名单中却没有石原莞尔中将的名字，他现在是到设在酒田市商工会议所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去作证。因为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作为一种变通，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不夸大地说，这个人的证词将影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国的记者都来了，想记下着历史的一幕。
其实这不仅是因为石原病重。事实上从1946年初开始东京军事法庭已经和石原打过几次交道了，领教了这位软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滚刀肉脾气。
“我们在德川幕府时代没打过台湾和满洲的主意，是从你们美国来的佩里上校用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把日本赶进了现代世界，是你们自己教会了日本掠夺和侵略。元凶就是那个佩里，怎么样?从地狱里把佩里叫回来怎么样?”
石原莞尔就是这种脾气和性格，真要把石原莞尔弄到东京法庭的主会场去当众作证，谁也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来。政治力学又一次起作用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特别在酒田市组织了一个“出差法庭”来听取证言，其实这是远东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季南和石原莞尔的老部下，第202师团长片仓衷少将达成的一个谅解。
开庭后，法庭检察团首先问石原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石原开口就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提出下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
(石原莞尔在酒井法庭作证)
石原总算知道了为什么他不是战犯--东京国际法庭是以东条划线，他不在战犯名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东条英机的对头:“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法庭的空气顿时就全由石原控制了，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检察官想扭转这种空气:“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yes或no”。
接下来的问题是:“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
石原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在众多记者的面前，询问延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莞尔为被逮捕了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现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唯一的例外就是对东条英机。在法庭听证完毕以后对各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只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这就是石原莞尔，也算让检察官们开了眼了。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看见过的耍赖，告饶，痛哭流涕甚至跪地哀求的太多了，像石原莞尔这种软硬不吃哭着喊着要当战犯的另类还是头一次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