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的英国，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都市化也带来很多城市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的堕落便是其中之一。很多劳工阶层家庭出身的年轻男孩喜欢拉帮结派、甚至酗酒斗殴，沦为古惑仔。
在部分工业城市甚至出现很多青少年黑帮，他们吸烟酗酒，流连于娱乐场所，甚至成为犯罪帮派，引发了历史上的“1898年流氓恐慌”。譬如，当时伯明翰的尖帽缘帮(Peaky Blinders)、格拉斯哥(Glasgow)的红人帮(Redskins)和伦敦的胡立根帮(CHooligan)等帮派，这些少年黑帮搞得社会不安，人人自危。
针对这种社会问题，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对少年儿童进行规训教育便是其中一种。一个叫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的英国人提出一种对儿童实施军事化教育的办法。
贝登堡
贝登堡曾经是一名资深军人，1876年参加陆军，被派驻印度长达八年，期间他研究侦察、情报、制图等工作，并经常郊外狩猎、观察野兽，体魄强健，锻炼出了敏锐的目光和冒险的精神。贝登堡曾分别于1884年和1899年出版了《侦探与警探》和《警探手册》两本书，用于培养士兵的观察、潜踪、警探技术。
贝登堡的这些著作原本是用于士兵教育的，但是后来一个英国教育专家却采用《警探手册》一书，教导儿童基本的观察、分析、研究等能力，并将这本书介绍给其他从事少儿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教育界对军事教育的借鉴促使贝登堡开始思考，军事上警探术的训练一定存在吸引儿童的意义，假使不强调其中的军事成分，或许会成为训练儿童养成现代公民素质的途径。
贝登堡
1907年，贝登堡招募了大约20名少年前往白浪岛(BrownseaIsland)参加露营活动，试行儿童的军事训练。从第一天的准备工作，到后续的野营、观察训练、森林知识、骑士精神、救生训练、爱国主义、运动竞赛活动，在这场历时8天的露营中，贝登堡引导儿童沉浸于自然，学习户外生活，通过种种游戏活动洗去都市生活中可能养成的不好习性。
贝登堡的这次尝试非常成功，于是也诞生了被称为Boy Scout的组织，这个后来在中文世界被翻译成童子军。1908 年，贝登堡出版了至今仍被视为童子军“圣经”的《童子警探》一书。自此，贝登堡的签名首字——“B. P.”和他的童子军组织开始为人们所熟知，逐步走向世界。
英国童子军
中国人知道“童子军”是在1910年，当时中国圣教会翻译刊登《英国童子军》一书，进而提出“中国宜创童子军”的建议：
近年以来，各国学堂培植子弟，不但有各种科学，兼有训练成兵之妙法。······将英国童子军一书译出问世，先行刊入报内。望我国教内外人士，见此书之后，亦群起创设此军，训练幼童有尚武精神。中国之强可立待，又何至使外人独有此秘密术也哉。
从这段话中似乎又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追求国家强大的那种急躁心理，他们将Boy Scout翻译成“童子军”，目的就是突出这种组织的军事作用，甚至将此视为培养中国人尚武精神的路径，其实英国的Boy Scout更重要的是培养少年儿童的现代公民意识。很可惜，被国家主义遮蔽的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民国童子军
1911年，上海租界的外国少年就曾组织了“上海贝登堡童子军”。1912年，在武汉文华书院里也很快出现了由中国儿童组成的“童子义勇队”，这是中国童子军的真正诞生。之后，国人公办学校与教会学校纷纷办理此类儿童组织，且主要采用“童子军”的译名。随着童子军数量的逐步增多，影响的逐步扩大。
当时，也有很多中国教育界人士对“童子军”的名称提出过异议，认为将儿童组织称之为“军”，会导致淡化它的教育意义。1916年《申报》刊载有关上海童子军之报道，曾提及童子军译名及性质：
考其实则与军队性质绝异，而纯然为精神上之训练，养成儿童坚忍耐劳、克己爱人之德性。
民国童子军
1919年，有人撰写《童子军名词之商榷》一文，提出：“童子军三字名不副实，而不合于现世新教育之主义。"
但是，在民初军国民思潮影响之下，儿童教育也被视为通往富国强军的途径，这些相对理性的声音很快被湮没了。1916年《青年杂志》刊载两篇介绍英、美两国童子军(作者译作“少年团”)的文章，引介者指出：
惟我国施行童子军教育之初，泰半视其为军国民教育之一种，而形成总之的偏差与实施方法的倾向军事教育。
民国初期的知识界，与其说是关爱儿童，不如说是想利用儿童，利用儿童实现军国民教育的目的，甚至就直接说是少年兵的养成。如果让儿童去承担真正的军事任务，那么又和现代社会一些毒枭麾下的童子兵有什么区别呢?
民国童子军
1925年，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通过“学校应注重军事训练案”，就主张“小学及初级中学，应实行强迫童子军训练”。
1926年以后，国民党更是以它的意识形态主导童子军的建设发展，用政治去控制儿童组织，将儿童政治化。1926年3月，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十次常务会议，中央青年部提出童子军训练应由国民党负责领导。
在国民党看来，童子军不仅仅是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直接的军事作用，是他们潜在的军事力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颁布，首条即“本党童子军之训练，以养成三民主义之革命青年，完成国民革命为宗旨。”
民国童子军
“三民主义”成为童子军的训练宗旨，也就意味着这种原本应是养成儿童健全人格的教育组织彻底政治化，沦为国民党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儿童教育，甚至儿童本身也论文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工具。
对儿童进行政治化教育，是国民党全盘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部分，也是对中国儿童的一种严重戕害。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瓦解，童子军组织在中国大陆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