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她生于1835年，逝于1908年，活了74岁。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立过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三个小皇帝。在同治、光绪两朝，她又三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计13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至光绪五年(1889年)，计15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计10年。慈禧在位的48年中，有38年是在垂帘听政中度过的。另外的10年，虽退居二线，不管日常事务，但重大问题的决策，仍要由她作出，实则是不垂帘的垂帘。
对于垂帘听政，似乎论者一般皆采取否定的态度。其实，也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慈禧的三次垂帘，情况也有不同，亦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文只谈第一次垂帘。第一次垂帘肇因于辛酉政变，辛酉政变就策划于承德的避暑山庄。细审历史事实。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从1861年的辛酉政变成功开始的。那么，为什么必须发动政变呢?不发动不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必须发动。这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皇权斗争的需要。这是一条铁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辛酉政变又和咸丰帝的遗命紧密相关。这要从31岁的咸丰帝病危谈起。他出逃热河避暑山庄的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26岁，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仅27岁，皇子才6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他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结合历史经验，经过苦思冥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较大的顾问班子。他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6岁的顺治帝福临和8岁的康熙帝玄烨。他总结历史教训，感到顾问班子二人不行，太少。52岁的皇太极无疾而终后，其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二人不行，太少，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排挤另一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那么，四人行不行呢?也不行。24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8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王，第二不敢用叔辈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四人也是不行的。
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顾命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奉、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
而只是如此，他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以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并借以保护皇子。于是，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发下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奉朱谕：皇长子御名，着立为皇太子。特谕。”(1J又发下第二道谕旨： “奉朱笔：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同时，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同道堂”印由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渝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御玺，谕旨方才生效。这两方御玺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清后外传》记道：“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渝旨，分钤起讫处。”“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执用，想因穆宗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③ 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二位，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倾斜于一二人之手，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因为人多，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代替朱笔，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 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逝，当天发下遗诏。 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急切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就是咸丰帝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
问题出在八位王大臣欲想皇权独揽上，即独霸皇权。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百密一疏。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谕旨的事情，他就没有交代明白。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无遗。两宫皇太后召见八位王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八位王大臣以为有机可乘。
他们便乘机露骨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他们狂妄地提出：“渝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
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袒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27岁。 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发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后持不可”，原则问题，皇太后寸步不让。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她们给予八位顾命大臣以坚决的反击，断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牌。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①，争执了足足4天。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王大臣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一揽子决定：大臣的奏章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御玺代之，御玺存皇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职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采取掣签法。 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际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强，不过她们当时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八位顾命大臣是她们母子掌握皇权的极大障碍。她们也看透了顾命八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朝一日一定要锄掉他们。
顾命八大臣的首领是肃顺。肃顺得到咸丰帝的宠信，一再被提拔重用。咸丰十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充经筵直讲。五月，任总管内务府大臣。七月，管理上驷院。八月，扈驾咸丰帝北狩木兰。十月，命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六月，佩带内务府印钥。七月，署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帝对他极为重用，“行在事一以委之”。
肃顺和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结成死党。三人相为依附，排斥异己，廷臣咸侧目。“三*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处皆拱手听命伴食而已。”像这种其他大臣的权力超过军机大臣的奇怪现象，前代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个回合的交手，虽然两宫皇太后取得了胜利。但慈禧深知，这个胜利只是暂时的。要想真正夺回皇权，只有毫不手软地彻底摧毁顾命八大臣集团。可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她们处在八大臣的严密包围之中。要想一举摧毁这个集团，单凭她们孤儿寡母的微弱力量，是办不到的。于是，她们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
本来恭亲王奕沂应该在顾命八大臣中有一个显著的位置，甚至可以居八大臣之首。这是因为：一是恭亲王奕沂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他们从小就在一起读书，而且咸丰帝就是奕訢的生母抚养成人的。在现有的诸王中，不仅他们的血缘关系最近，而且先帝道光对他们也是最为器重的。二是奕訢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且政声很好。他胸有韬略，善于用人，敢于任事，贤明豁达，是不可多得的相才。三是奕訢娴于外交。与英法谈判虽然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但终使英法侵略军撤退，把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其功不可没。因此，京城内外，朝野上下，都以为恭亲王奕訢堪当辅政之重任，对他寄予满腔的期望，“多拥附之”。但是，出乎意料，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恭亲王奕沂。这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谕旨，命奕訢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连恭理丧仪也把奕訢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即借以贬低奕訢的政治威信，并割断他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
恭亲王奕訢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而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亟盼亲赴热河行在，一面吊唁咸丰帝，一面探听虚实。
而在避暑山庄的两宫皇太后，在慈禧的策划下，准备一举锄掉顾命八大臣。但她们深知，仅靠她们孤儿寡母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她们想到了恭亲王奕沂。两宫皇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醇亲王奕澴的福晋，把欲速见奕祈的想法告诉了奕澴。奕澴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某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诉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在京的军机大臣文祥，文祥直秉奕祈。奕訢在赴热河之前，已经完全了解了两宫皇太后的真实意图了。
咸丰帝是在七月十七日病逝的。直到10天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奕訢才得以踏上赴热河的行程。他昼夜兼程，只用了4天，于八月一日抵达热河。在祭奠完咸丰帝之后，两宫皇太后急切地召见了奕诉。这是两宫皇太后对奕沂的第一次政治性召见。顾命八大臣对这次召见掉以轻心了，以为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恰恰是在顾命八大臣的鼻子底下，两宫皇太后和奕訢策划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宫廷政变。八月六日，两宫皇太后又第二次召见了奕诉，进一步敲定了政变的细节，并决定在銮驾抵京的当天就发动政变。八月七日，奕訢即匆匆回京。八月十二日，抵达北京。奕訢在北京紧张而秘密地谋划着政变。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八月初八日御史董元醇上书皇太后，建议：第一，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得干预”，即是说，皇太后亲掌皇权，任何人皆不得干预;第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这是说，在八位王大臣中“掺沙子”，另派一二位亲王加入其中。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奏章是有来头的。后来得知，此奏章确实是得到了恭亲王奕欣一党的奥援。两宫太后得此奏章，喜出望外，因为奏章的建议完全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顾命王大臣得知有这么个奏章，于是便向两宫索要。经过慎重考虑，两宫把奏章给了他们。他们阅后，极为愤慨，便拟旨痛驳，然后将折旨一同交了上去。两宫看到他们草拟的痛驳董元醇的谕旨，十分气愤，便把谕旨压了下来，以期待回京再作处理。但王大臣不依不饶，甚至采用“搁车”即罢工的不顾后果的决绝手段，来要挟皇太后。皇太后看看无法，只得暂时容忍，同意了他们拟定的谕旨，照原样发下折旨。王大臣心满意足，“笑声彻远近”。甚至弹冠相庆，以为彻底击垮了年轻寡妇们的软弱的意志，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顾命王大臣占了上风。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两宫皇太后的韬晦之计。她们暂时收缩起来。此时的蛰伏，是为了明日的再起。这一回合的斗争，表面上是顾命王大臣胜利了，其实是为他们的倒台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如果说，只有前一回合的斗争，还使她们下不了搬倒对手的决心的话，那么，有了此一回合的斗争，就使她们毫不犹豫地下了铲除顾命王大臣的最后的决心。因为，这一事件使她们真切地看清了王大臣的庐山真面目。这场斗争，也就变得你死我活了。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启行回京。经5天行程，于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两宫立即“召见奕诉”，之后急速人城回宫。未及休息，第二天又召见了奕訢。这是两次极为重要的召见。《翁文恭公日记》特别记载：“恭邸前日昨日均召对。”
这两次召见，两宫与奕訢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势，沟通了双方信息，商议了政变步骤，敲定了发动时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抓住战机，突然出击。
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召见了恭亲王奕诉和大学土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这些都是恭亲王奕訢党人。在这个会上，在周祖培的建议下，两宫皇太后宣布了早在避暑山庄由醇亲王奕澴拟好的罢免顾命八大臣的谕旨。接着，又发布了将载垣、端华、肃顺逮捕的谕旨。
这就是著名的辛酉政变。因为是辛酉年。 政变之后采取何种体制，慈禧心中有数。她选择的是“垂帘听政”。慈安26岁，慈禧27岁，小皇帝才6岁。历史的经验提醒了她们，现实的教训又告诫了她们。皇权如不亲自掌握，自己就有可能被打入冷宫，命丧黄泉。由皇权变黄泉，也只是一念之差，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慈禧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统带重兵的胜保和资深重臣贾桢等各上一奏折，吁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外一内，一文一武，内外结合，文武兼备，造成中外臣工共同吁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声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用不着遮遮掩掩，乘上书之利势，借皇帝之名义，两宫皇太后发布渝旨，明令实行垂帘听政，让大臣们拟定垂帘听政章程，上呈听旨。 但是，这里有一个祖制问题。清朝皇帝办事不敢轻易违背祖制。清朝列祖列宗的皇太后，从来没有公开垂帘听政的。如何垂帘，无祖制可循。大臣们的观念守旧，不敢突破祖制。大臣们虽绞尽脑汁，亦不得要领，根本拟定不出来垂帘听政章程。慈禧看他们迂直得可以，只得自己亲自出马，发布谕旨，点出垂帘听政章程要点。以此，大臣们方豁然开朗，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子。她敢于逾越祖制，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孝庄太皇太后实行的是不垂帘的垂帘，即没有公开垂帘听政，而是躲在幕后指挥，没有敢于幕前亮相。你孝庄太皇太后不敢做，不等于我慈禧不敢做。在清朝的垂帘听政上，慈禧太后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慈禧太后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被逼出来的，是形势使然。也就是说，形势和机遇造就了一个有别于常人的慈禧太后。选择垂帘听政，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历史事实证明，在以后的48年中，确实没有再现皇权危机。
垂帘听政只是一种执政形式，无好坏之分。政权的好坏，要看它的内容，看它的实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想，慈禧太后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