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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怎么看甲午战争:与中国相近 差异也明显

 
  由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又引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甲午战争是一场准备好的战争还是一场偶发的战争。比较普遍的看法,这是一场准备好的战争,即日本从中国加强对朝鲜控制之时就开始准备用一场战争将中国势力逐出朝鲜,有学者甚至提出在1879年日本军部就已经制订了征讨中国的计划。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看法,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偶发的战争,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迫于国际压力,日本与中国展开谈判,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最终没能成功,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不过这种观点影响并不大,韩国学界还是普遍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
 
  关于战争对朝鲜的影响,教科书或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认为甲午战争揭开了朝鲜逐渐沦为殖民地的序幕。但也有韩国史的学者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甲午战争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成为后来朝鲜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平等的通商条约的基础。最终朝鲜政府与清政府通过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韩通商条约》,中朝关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有学者从朝鲜知识人对外认识的变化来分析甲午战争的影响,指出甲午战争给朝鲜知识人的对外认识带来巨大的冲击。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使得当时朝鲜的知识人把优等的白种人和劣等的黑人的对比反映到东亚内部,把胜利的日本当做榜样,视为优等,把失败的中国视为劣等,但“很明显这时的朝鲜知识人并没有正确认识甲午战争的性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
 
  此外韩国史学者的研究还涉及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人的朝鲜认识、甲午战争期间的民众生活、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等诸多话题,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韩国的国际政治与外交学的学者也非常关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也非常多。国际政治与外交学的学者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多是从国际政治学与外交学的理论的角度展开的,如有学者就从势力转移的理论模式来分析甲午战争,认为随着西方的入侵,长期掌握东亚霸权的中国国力逐渐衰弱;而作为这一秩序的挑战者,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急速上升。结果随着这种势力的转移,日本最终取代中国掌握了东亚的霸权。也有学者从所谓合理的政策决定(rational policy-making)角度分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朝政策,认为通过武力讨伐幕府而建立的明治政权具有只要条件允许就只会选择好战的政策手段的结构性特征。具有这种结构特征的明治政府在西势东渐的帝国主义体制内的适应方法,自然会选择侵略亚洲周边弱国的膨胀主义政策。因此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利用各种机会扩张在朝鲜半岛的势力,甲午战争后则采取积极推进朝鲜殖民地化的政策。对于甲午战争的影响和后果,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分析的角度与历史学学者也不相同,如有韩国学者就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如果说日本的战争目标是要取得十分的胜利,实际上只是取得了一半程度即五分的胜利。而甲午战争的真正的胜者是俄罗斯。虽然俄罗斯并不是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但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因为通过这场战争俄罗斯明确地感受到了中日到底哪一方才会是自己的同盟国;由于获得了不冻港,其在东方的南下政策进一步加速;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超越了产业意义,具有了战略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曾以“天朝上国”自处的中国竟然败给了一个小小的岛国,并且被迫割地赔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甲午战争真正的失败者很不幸是朝鲜。虽然在战争过程中东学农民军的抗日斗争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是这场战争却揭开了朝鲜亡国的序幕。
 
  也有韩国的国际政治学学者结合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倾向,以甲午战争为例分析了日本歪曲历史并向日本民众灌输歪曲的历史记忆,指出日本的右倾化现象与对过去历史歪曲的记忆的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甲午东学农民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政府、军部、舆论一直在有组织地、持续地歪曲、捏造历史,使今天的日本人具有了把对过去历史的歪曲记忆相信为历史事实的病态意识结构。为了克服这种病态的意识结构,日本的知识人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不断的努力和奋斗,但是日本政府当局、国会、舆论界、右翼人士一直在反复歪曲历史。也正因为如此,普通日本人对过去历史的“被歪曲”的记忆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生产。
 
  中国史学者对甲午战争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且具有比较强的专题性,如《1895山东的甲午战争与抗日运动》,利用丰富的史料详细介绍了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在山东展开的战斗和山东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外交路线的变化》一文,则分析了甲午战争期间包括战后停战交涉过程中中国展开的外交活动,指出这些外交活动基本上没能摆脱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以夷制夷的思维,也正是这种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进一步加重。《1900年前后东亚三大战争与军慰安所》利用战争见闻录,对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军队当局运营慰安所和对性病的管理进行了分析。
 
  韩国的日本史学者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同样具有较强的专题性,如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政策、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亚洲认识等研究都具有明显的专题性。关于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政策,有学者认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试图通过修改与西方列强的条约来确保在东亚地区对于中国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将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改造为以日本为重心的近代国际秩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现了各种主张亚洲人团结、合作的所谓“亚细亚联合论”,但是这种“亚细亚联合论”很快就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势力扩张的工具,成为日本侵略大陆的名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大多数知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正是在这一名分下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予以正当化。也有日本史的学者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认为甲午战争前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多具有代价性,换句话说,列强多是通过应清政府的要求介入调停中日冲突而从清政府那里获得利权的让与,与此相比,日本的大陆政策则是露骨的侵略主义。
 
  综上所述,韩国对甲午战争的官方看法和学界观点在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影响等方面与中国学界的认识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在一些方面如对近代以后中国的对朝鲜政策的认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也许是由于双方研究的视角不同所致。(孙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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